与命运博弈,那些返乡上学的孩子们 | 《财经》特别报道

作者:《财经》记者 尹岳 张倩 实习生 韦柳坤/撰文 朱弢/编辑 车怡岑/影像

他们虽然仍被称为流动儿童,但从未在农村生活过。他们在城市出生成长,并且接受了早期的教育。不过,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不得不面临户籍砌成的高墙,只能离开。伴随着城市发展,以后这些孩子在大城市上学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继续“回流”将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 图中依次为受访的河南固始“回流学生”桂先华、孟玉、刘晓娜、胡静涵。

与命运博弈,那些返乡上学的孩子们

河南省固始县的老司机们都知道,在午饭和晚饭时段,要坚决避开县城的主干道王审知大道。在这条路上,慈济高级中学与永和高级中学相邻而居,上下学的约2万名学生,加上接送学生的家长将会令交通长时间中断。

对于高三学生桂先华来说,在高考之前没有了假日的概念,考试、自习、上课,时间表精细到分钟。晚上10点多下了晚自习,穿过幽暗曲折的小路,走进一个院落二楼的出租屋——由于父母仍在北京工作,他只能独自租住在这里,简单的洗漱后,他又摊开了数学练习册。

仅仅慈济高中和永和高中,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接近6000人。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和桂先华一样从北京“回流”的学生。

这一轮“回流潮”的起点可溯至三四年前。2014年3月16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要求“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随后,北京市表示要“痛下决心遏制北京人口无序快速增长”,出台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等多项举措,其中教育控人为重要一环。而上海于2013年也开始实行积分入学、入户办法,改变了多年来对于流动儿童入学的宽松政策。

大城市筑砌越来越高的入学门槛,直接催生数万名像桂先华这样的“回流学生”——他们在大城市出生、成长,只因父母没有当地户口而不得不返乡求学。

◇ 固始慈济高中的高三教室中,学生们正在自习。

回流的孩子

固始县位于河南东南部,豫皖两省交界处,北临淮河,南依大别山,人口174万,是河南第一人口大县和农业大县。这里具有悠久的外出务工传统,固始人南上北下,甚至跨海越洋,走遍天下,成为著名的“唐人故里、闽台祖地”。

目前,固始县仍有多达60万人在外地务工,超过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典型的劳务大县。

慈济高中高三31班学生桂先华的父母都是固始县人,上世纪就到北京打工。待到桂先华出生时,父母在丰台区开了一家酒水饮料的批发商店,经济情况开始好起来。他的同班同学刘晓娜的父母则是在北京从事回收废品工作。回收废品是固始人外出务工最普遍的一种职业,据说,北京市的废品回收业务几乎都由固始人包揽。

与他们的父母北上不同,孟玉的父母出门务工选择的是南下。母亲刘云18岁就出门打工,先到无锡,后去温州,在服装厂做衣服,认识了同为固始人的丈夫,1999年回乡结婚、生女,一年后把女儿留在家里,再去温州打工。2002年,刘云随丈夫在南京开了一家五金建材商店,经济有了起色、生活开始安定,这才把女儿孟玉接到身边。

双闸幼儿园、双闸中心小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南京一中,孟玉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南京,熟悉的小伙伴也大多在南京,但她很小就明确地知道,自己不是南京人。她的弟弟、2006年出生在南京的孟玮豪,对比大城市南京和家乡固始,同样说更喜欢家乡,因为“亲切”。

但对桂先华来说,家乡固始只是人生中一段无法躲避的经历,在这里短暂停留和蓄势后,他的未来仍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高一年级的代远(化名)在北京出生,因为刚刚回到家乡才一年多,他的口音仍然带着浓厚的京腔,不太听得懂亲戚的固始话。他的母亲朱慧(化名)说,北京啥都好,“就是老拆迁,刚熟悉一块又拆,刚熟悉一块又拆”,他们只能频频搬家。

朝阳区洼里乡、昌平区马连店、昌平区东小口……夫妻俩带着儿子四处奔波。代远的父亲先开肉铺,后来承包拆迁工程,收入比较稳定。英华幼儿园、霍营中心小学、回龙观中学,一路学上过来,甚至给代远一种自己是北京孩子的错觉。至今,他口里的“本地”指的是北京,而“外地”指的是老家固始。

相比较而言,刘晓娜和胡静涵觉得,北京只是个遥远的记忆和未来的梦想。

刘晓娜小学四年级被父母接到身边,后进入丰台区黄土岗小学就读,小学没上完就又被送回了家乡。她记得,北京有少年宫,还有很多好地方坐公交车就可以到,回到家乡后几乎无处可去,“后来发现县图书馆可以看书,就常去”。去年夏天,她和表姐一起去北京,参观了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园。她说,会努力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

胡静涵清晰记得她为什么离开北京。在北京上幼儿园,然后是小武基试验小学。每天有眼保健操、课间操,还有体育、音乐、美术等兴趣课。但这一切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戛然而止,她就读的学校被拆掉了,只好回到家乡跟着爷爷奶奶。住土坯房,上学要走半个小时的泥路……她说,她想念父母,想到他们身边。但她也理解父母:“没办法,父母不可能为了你上学搬家、换工作,学费也高,家庭承担不起。”

有学者统计,过去20年来,北京市的小学数量和教师数量一直在缩减。1995年至2012年,北京的小学数量从2867所下降到1081所,减少62%,专职小学教师减少24%。2003年至2012年,北京的初中数量从434所下降到341所,缩减21%,初中教师则减少41%。

学校数量的持续缩减与教育控人的双重作用之下,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离开北京。

据北京市教委统计,2014年北京市“幼升小”获得入学资格的非京籍儿童为5.69万人,相较前一年减少1.8万人;小学阶段非京籍学生招生人数约为5.52万人,较前一年减少了1.9万人;初中阶段非京籍学生招生人数约为3.7万人,较上年减少了4058人。

2015年这一政策继续收紧,北京各区县“五证”的要求在3月-5月陆续公布,要求必须在本区就业、连续社保缴纳证明、租房完税证明、限定暂住证起始时间的措施扩展到了大多数区县。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规模仍持续增加。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数据,2014年末的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53亿人,预计2020年将增加到2.91亿人。其中,农业转移人口约2.2亿人,由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具有强大的吸纳能力,流动人口向这些城市聚集的趋势依然明显。

不过,现今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在开始减弱,正在成为流入地城市稳定的就业者和居住者,呈现出举家迁移的特点。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秦红宇表示,相应地,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流动人口比例不断上升,2010年为35%,2013年达到58%。他们虽然仍被称为流动儿童,但从未在农村生活过。

大城市记忆

◇ 孟玉在家中房间复习,她的桌前摆着全家福。

星期六或星期天,代远会上网跟北京的初中同学联网玩几局英雄联盟游戏。他说,每周只玩两个小时。除了游戏,他还与北京同学通过QQ联络,在聊天中他告诉同学,自己要考回北京。

北京,是代远口中的“本地”。在英华幼儿园滑滑梯、攀岩、爬绳,都是美好的回忆。在霍营中心小学,每个年级5个班,每个班35名学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玩耍。像北京的家长一样,母亲朱慧给代远报了好几门课的校外辅导班,包括剑桥英语、朗诵、表演、作文,小学三年级报了小提琴班。代远说,他对小提琴没有一点爱好,纯粹是为了中考和高考艺术加分,但仍然学得很好。

直到“小升初”之前,代远的生活轨迹与身边的北京同学并没有什么不同。2014年,北京对于“小升初”开始实行严格的就近入学政策,户籍成为升学中的最重要因素。这时,有北京籍的同学开始说:“你们是外地户口,回老家吧。”代远茫然四顾,发现自己并不孤单,每个班有约一半的非京籍学生。他们这时才明白,自己与北京孩子并不一样。

朱慧已经开始规划带儿子回乡读书了,代远抓住最后的机会,靠自己的努力考入回龙观中学。从初中一年级开始,代远的学习成绩成为班级前几名,因为喜欢做化学实验,他申请成为班里的化学课代表。

回乡的阴影一直存在。看到北京籍的同学上学车接车送,代远也有失落。他提着装满书的沉重背包、背着住宿用品,甚至拿着小提琴挤公共汽车上学时也想过:“如果我是北京的孩子,该多好啊。”

桂先华在北京上的是丰台区第六小学,后考入了丰台区实验学校的实验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初中一共五次大考,他在全年级四次排名第一、一次排名第二。学校组织的春游秋游去颐和园、香山、博物馆、天安门;每个月有科学节或艺术节等活动;因为身材高大,他还参加了校田径队练习长跑,令他烦恼的是,自己总是只能跑到第二名。

大约在初三时,桂先华听说北京市政府出台政策,所有“借读”的外地学生不能报考普通高中,只能上职业高中。

桂先华听说的政策确有其事。2013年1月,北京市教委、公安局、发改委、人社局四部门联合发布文件,从文件名称——《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京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来看,这一政策覆盖目标正是像桂先华这样的外地学生。

文件对想在北京参加中考的外地学生做出一系列限定。自2013年起,外地学生的父母必须拥有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保满三年,学生本人则应有北京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三年初中,满足这些条件者,可以参加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

文件同时规定,自2014年起,在父母具备六年合法稳定住所、合法稳定职业、连续缴纳社保,同时随迁子女具有北京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三年高中的,可以在北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学生从高等职业学校毕业后,可以参加优秀应届毕业生升入本科阶段学习的推荐与考试录取。

根据当时北京市教委的解释,政策并非关闭了非京籍学生的升学通道,反而是为他们打开了一条通过高等职业学校进入大学的门。

但对桂先华来说,这扇门太窄了,一心想上好高中、考好大学的他和父母商量,只有回家乡读高中。

政策的逐步收紧关闭了多条非京籍学生的升学通道,对于这一通过“教育控人”以更好地规划大城市的发展策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说:“城市发展的优先权不应高于公众受教育的权利,生命的价值远远高于城市的发展。”

一头扎进应试教育

◇ 固始慈济高中,傍晚放学,学生们纷纷走出学校。

初三下学期,桂先华独自回到家乡。在亲戚家住了半年,考入固始县最好的高中慈济高中,并进入实验班。

像桂先华这样的“回流学生”,如代远等人,大部分也像他一样在初中阶段就回到家乡,按照政策,如果不在本地参加初中毕业会考,就无法获得本地的高中学籍。

代远的表姐朱佳佳(化名)目前是慈济高中高二学生,因为在北京取得了初中毕业证才回乡读高中,未能获得学籍,将来只能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参加高考。

考上慈济高中,是固始很多“回流学生”通过高考重返大城市的机会。

从成立于1956年的固始县第一初级中学,到招收高中班的固始县第一中学,再到1958年成为固始县高级中学,因2001年迁址新建时台湾慈善慈济基金会无偿捐助1100万元,更名为河南省固始慈济高级中学,它一直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当地人习惯称其为“固高”或“慈济高中”。

“现在,学校本部有9000多名学生,加上沙河铺乡分校的1000多人,在校生超过万人。”慈济高中高三语文教研组组长张广林介绍,本届高三年级一共36个班,2个“火箭班”每班约40名学生,10个“实验班”每班约80名学生,24个普通班学生人数还要更多。

代远等“回流学生”对家乡学校最大的不适就是每个班的学生多达90名至100名,“坐最后一排根本就看不到”。所有“回流学生”都怀念北京上学时不超过40人的小班授课。

张广林说,近年来,学校的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都有长足的进步,但确实跟不上学生数量的急剧增长,不能和北京等教育力量雄厚的大城市比。

◇ 张广林正在监考一场高三的模拟考试。

在北京获得小提琴十级证书的代远,虽然将小提琴带回了故乡,但一次都没有演奏过,现在琴盒上已经落了一层灰尘。

在南京,孟玉小学时学过吹奏葫芦丝,初中时学过竖笛演奏,回乡后“什么都没继续了”。故乡的学校开设的课程仅限于高考科目,没有书法、羽毛球、学英语等“放松课”,曾经养成的晨跑、课间跑、晚饭后慢跑的锻炼习惯彻底丢弃,每天、每时、每刻都是学习。

代远最喜欢的化学实验,回乡后没有做过一次,不但实验现象需要背,连实验步骤和操作过程,也是靠硬背下来。

代远说,他知道学校的一些“学霸”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连QQ是什么都不知道,但高二有计算机考试,“他们连OFEICE模板上的选项都靠背”。“北京学生靠智慧,外地学生靠勤奋。”这是多名“回流学生”共同的认识。

张广林也承认,学生们从大城市回乡,一方面需要重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如大城市到小县城的落差,如父母子女的分离,另一方面确实面临着素质教育到应试教育的转换。但他认为,在高考竞争压力极大的河南省,农村孩子想走进或重返大城市,应试教育是无奈但最有效的一条路。

在宋映泉看来,城市的教学质量远高于农村及一些郊县地区,随迁子女如果有机会在大城市接受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国民素质和国家人力资源的质量。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在研究中发现,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私人收入,还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知识的外溢性,从而产生社会回报,即一个人能够从其他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中获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犯罪率下降和生活质量改善。

“被迫‘回流’,难以达到上述效果,从长远来看是国家和社会惨重损失。”宋映泉说。

◇ 学校旁边的书店,一名学生正在挑选辅导资料书。

与命运的博弈

慈济高中,加上旁边的私立永和高中和其他高中,固始县2017年将有约1.2万-1.3万名高三学生参加高考。

所有学生中,约三分之一为父母在外打工经商的留守儿童,另约三分之一为有大城市上学经历的“回流学生”。

从大城市回来的孩子,综合素质和文明礼仪方面明显比其他孩子突出,但在学习方面面临着教育理念转换的问题,少数学生因为不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出现成绩落后甚至心理障碍,张广林说,绝大多数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后会适应,还有一些可以发挥优势。如刘晓娜,在学校组织的演讲活动中挥洒自如,演讲技巧和对观众的感染力,显然不是其他同学能比的,这与她的经历有关系。

而桂先华,不仅是同学口中的“学霸”,在老师眼里,他眼界开阔有见识、思考有深度,不但学习好,在学校办报刊和假期社会实践方面,都明显比其他学生更有想法且有操作能力。

从初三独自回乡住亲戚家考高中,到高一高二住校,再到高三为了自己主导作息时间在学校对面的曹坊街租民房居住,都是自己规划和操作,父母甚至没有回来看过他。

不过,更多孩子的父母不放心让儿女独自回乡上学。

朱慧原本在北京的修正药业公司上班,2015年底辞去工作陪儿子回乡。在曹坊街以年租金6000元的价格租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安置下儿子代远和侄女朱佳佳,装修、买家电家具花费约六七万元,开始过起了全职母亲的生活。

慈济高中的作息时间表为:上午6时50分上早自习开始一天的学习时间,中午11时40分下课,下午14时20分上课,17时35分晚餐,晚自习为18时50分至21时50分。每周休息一天。这也成为了朱慧的生活日程表。

因为有大量空闲时间,朱慧曾在附近的小超市找了份收银的工作,但上了十多天班后,发现难以保证每天中午给儿子做饭,就辞工了。

刘云陪女儿孟玉回乡读书已经四年。从固始县外国语学校到慈济高中,女儿即将高考,但儿子孟玮豪又回来了,开始上小学三年级。刘云目前是县城一家宾馆的经理,但她说,等女儿下个月高考完,就带着儿子回南京和丈夫团聚——这种夫妻两地分居、儿女四散流离的日子太苦了。

至于儿子将来考大学的问题,刘云说:“将来的户籍制度会松动些吧?”

对于家长的这一期待,多位教育领域的学者均表示,因涉及到城市整体规划,非京籍学生的入学政策近期仍在逐步收紧,以后这些孩子在大城市上学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继续“回流”将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回流”整体而言,对这些孩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宋映泉与团队对北京市10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1866名初中二年级学生连续五年的跟踪调查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分析发现,这个群体“初中后”教育成就整体不高。高中(含职业高中)阶段升学率不足40%;大学升学率不足6%。在高中阶段,入读职业高中的比例高于普通高中。在大学阶段,有近一半的学生入读独立学院和高职院校。

而且,这一群体的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不高,就业者中有三分之二在低端服务业,平均月薪为2500元-3500元;10%左右以自我雇用的方式就业;有13%-21%的人处于无业状态。

此外,这一群体中大多数仍然留在北京。上大学者中有近三成在北京;在就业或者无业者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留在了北京。

由于固始县是贫困县,慈济高中拥有高校专项计划招生的名额,孟玉报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刘云说,她不喜欢河南,希望女儿能走出去。

桂先华对自己的未来规划了一个梯队: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

他说,他选的是大学,更选的是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他都想去看看。6月8日高考结束后,桂先华心情平静,他准备在固始和同学玩几天,然后就回北京,父母正在家里等着他。

(《财经》记者 尹岳 张倩 实习生 韦柳坤/撰文 朱弢/编辑 车怡岑/影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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