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和江青的明争暗斗

作者:穆欣/文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个小组随着它的崛起和不断膨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但与广大人民为敌,它的内部关系也是矛盾重重,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组织。笔者作为历史当事人,从陈伯达和江青的明争暗斗这个角度,披露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内幕。

一、伙同江青在“中央文革”排除异己

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坚持党的领导还是取消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稳定军队还是搞乱军队、对干部“打倒一切”还是区别对待,以及在工作组存废、炮轰刘邓或是保刘邓等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斗争。概括起来,就是“要乱”和“怕乱”两种意见的斗争。为此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常同江青争吵。1966年11月29日,江青下令召开科委系统的万人大会,却不通知主管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和陶铸,当陶铸闻讯赶到会场问她“怎么事先也不通告一下?”江青赫然而怒,破口大骂:“你发火就要造你的反,要打倒你!”陶铸以后仍然抵制江青一伙的错误言行。

江青依仗权势,一手遮天,要求周围的人都得唯她的意志是从,不能容忍任何不同的意见,凡是她不喜欢的人,认为可疑的人,或是在她看来不驯服的人,都要加以排斥,进行迫害。1967年年初,江青伙同林彪刮起“一月夺权”风暴之前,接连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打倒”,赶出中央文革小组,唆使造反派对他们揪斗,进行残酷迫害。小组成员尹达、谢镗忠也都受到江青的打击迫害离开这个小组。

江青扬言:“不管什么人,只要犯了我的疑,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她把小组办事处的七任组长中的六个投进监牢,只剩最后一任她的女儿李讷“平安无事”;还将十四名工作人员投进监牢,包括担任江青警卫员的孙立志,诬陷“偷”了她的钥匙,关了七八年后又被送去劳改。

中央文革小组这种混乱状态,不但引起小组成员的不满,也受到毛泽东多次批评,他批评这个小组没有建立制度,没有民主集中制,小组没有作过正式决定,不但内部没有民主集中制,对上也没有报告。毛特别是对江青、陈伯达擅自打倒陶铸一事非常生气。他说:“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

毛泽东在2月6日的会议上严厉批评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陈伯达和江青从来没有劝过我,一个要节制一点,一个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又在10日的会议上,当面严厉批评陈伯达和江青,火气更大。他气愤地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毛泽东决定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召回北京,由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使中央文革小组乱了阵脚,慌作一团。陈伯达很紧张,曾说他想自杀,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还对人说:我查了书,马克思的女婿,法国的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又说,打倒陶铸会上发言的事,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这是江青搞的)。我服了安眠药没醒,乱讲一通。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了会,江青躲起来,装病不参加,会上只批评了陈伯达,根本没有批评江青。大家知道陈伯达想要自杀,会开得马马虎虎,不再批评他。

会后江青听说陈伯达要自杀,像个疯子一样指着陈伯达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要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以后,在人大会堂东大厅一次会上,江青叫嚣要摘掉陈伯达军服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江青对毛泽东的批评只当耳边风,事后仍然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中央文革小组继续坚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搞乱全国,终于造成全国混乱的局面,无政府主义发展到无法收拾的程度。

二、“正式公开了文革小组的分裂”

这个小组里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来自《红旗》杂志社,是陈伯达自己挑选进来的。王、关原是《红旗》的副总编辑、他的助手,戚也是得力干部。可是一到这里都向江青倾斜,都对她亦步亦趋,成了江青手下得力的打手,而和陈伯达对立起来。

陈伯达说,有一次“《红旗》杂志接到北大校文革勒令公布发表《黑修养》的经过。在这文件上签署同意的,有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送到我这里,我特别写了三个大字:‘不同意’。王力、关锋、戚本禹怂恿江青来问我,我说,一个党刊接受一个学校团体的‘勒令’,难道不觉得羞耻吗?江青理屈,不能置辞。但第二天她又给我送关锋整我一些所谓材料。所谓北大勒令这事正式公开了文革小组的分裂,再不能虚伪地共居下去。所谓‘王关戚’案件就是这样逐步在社会上揭露出来的,这至少是文革小组的一个重要转折,虚伪的面纱拆开了。”

这事给陈伯达的印象既痛且深,过了很久在其所写《“文革”中若干重要事情》中还说:“有个例子,似乎可以说明‘文革小组’的生活:当北大‘校文革’给红旗杂志出‘勒令’的时候,江、关、戚并不要求开会讨论一下,就一致签字接受‘勒令’,而后才送到我这里。当然,他们以为既是‘多数’,一切都要按他们的意志进行。”

周恩来每次出席较大的群众集会,都事先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陪他参加,大都亲自打电话来,只在特忙时刻才叫秘书代劳。每次他都准时到会,如果中央文革小组派来陪同的人未到,他都在休息室里等待。细致周到固然是他一贯的作风,也意在免除江青一伙的刁难借口。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谈到派人陪同总理活动的事,江青指着戚本禹和姚文元说:“总理常要小组派人去陪,你们年轻,不要去,可以由春桥、关锋、穆欣他们去。”实际上,张春桥和关锋从来不去,十有八九都是由我去陪。

1966年9月21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群众组织代表。因关锋当时有个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头衔,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要他去陪。关锋本来闲着,但他拒接总理的电话,并且执意不去。总理在那边一直等着,接连来电话催了3次以上,其时我还兼管办公室的工作,最后我去催说:“这样一直让总理等,不大好吧。”关锋两眼一瞪,板着面孔答道:“我就是不去陪他!”此外,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请总理参加。事前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伯达,叫他参加(陈伯达还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开会时间定在当天午后3时。陈伯达先要戚本禹陪他前往,戚不愿去;改派关锋,关也不去。陈伯达和关锋都住在15楼,他和秘书王保春从二楼下来,让办公室瞿怀明去叫关锋,关锋硬是躺在床上不起来;再次去叫,关仍拒绝。陈伯达无奈,即坐车到16楼,自己在办公室等着,让王保春上楼去叫戚本禹。戚在床上装睡,经秘书叫“醒”后,也说不去。王保春再三劝说,戚才下楼,对陈伯达说:“我才不去,去了等于承认(科学院革委会)!”陈伯达“恳求”他去,戚竟断然拒绝,当面教训起他的“组长”来:“要去你去,你作为科学院副院长去!”(意即不要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身份出席),其狂妄神态溢于言表。陈伯达到达人民大会堂118室对总理说:“他们谁也不来,我也不好同大家见面。”总理见他如此畏葸,也就不难为他,说:“你见见主席团!”结果陈伯达未敢在前台露面,只在118室见了主席团诸公。总理打圆场说:“这就算中央文革承认了!”

三、陈伯达和江青彻底决裂

江青勾结林彪煽起的“全面夺权”引发“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使全国陷于空前的混乱。局势的发展,到了几乎失去控制的地步。毛泽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1967年8月底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实行隔离审查,关进监狱(据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记载,1968年1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编者注)。江青顿时失去三个得力打手,痛惜至极;而又不得不表明“划清界限”,谎称他们是“刘邓的人”,是她抓起来的。陈伯达说:“王、关、戚倒台后,江青自称她有功,她不是从此收敛些,而是更狂妄了。据一位同志给我说过:她自称她保护了‘中央三个常委’。当然,这是很可笑的。自此,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当‘文革’秘书(按:为“办事组”组长),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江青公开说明,王、关、戚的案件,只有她和她女儿能管,别人不能管。但过了不久,不知怎样的,她跟她的女儿也搞翻了。当江青造成上述局面,在她女儿还未离开的时候,曾公开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上,说陈伯达已不住钓鱼台,已不要她们母女,她们愿意回中南海给毛主席当秘书。”

到这时候,这个小组里原有十四个人只剩下了五个人: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一个组员。七任办事组长(和办公室负责人)有六个(穆欣、王力、宋琼、王广宗、矫玉山、阎长贵)被关进监狱,只剩江青的女儿李讷“稳坐钓鱼台”。江青还把陈伯达中南海的老窝端掉,赶到新建胡同“安家”。

陈伯达忍无可忍,跟江青彻底决裂。在其所写《文革小组二三事》中,更加详尽地发泄他同江青、康生等人的矛盾和勾心斗角和他的愤懑心情:

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后,我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周总理不在钓鱼台召集会的时候我通常不再进那个“办公楼”(指钓鱼台十六号楼)。

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曾经不经心地走进那个办公楼,看看管电话的同志,并且在开会后坐了一下,忽然,江青来了,康生也来了,姚文元就在楼上住,一叫就到。江青即宣布开会,臭骂我一通,康生也发言。他们那些话,我已记不住,主要是说,为甚么不召集小组开会,等等。我只得听他们骂,不作回答。显然,我只有不肯召集小组单独开会这点本能,可以对付一下江青。

可能是在一九六八年,有一回,接到江青那里的电话,说要开会,是在她的住处。我去了,江、康、姚都已先在。江青指出:你要迫死《人民日报》一个文艺编辑(原《编者注》:指李希凡)。我说,报馆编辑部互相审查历史,我没有发动,没有参加,没有出甚么主意,怎么会是我要迫死他?康生说:“你没有看他写的东西,那是‘绝命书’呀。”我说:“我没有看到那个绝命书。”接着,江青把她桌上的大瓷杯子,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化为粉碎,表示她对我的极度愤怒。我一觉得房外有警卫战士,如果看到这堆碎片会很奇怪,因而把这些碎片一点一点地收拾起来,带回自己住处,要我那里的工作人员放到人足踩不到的河沟里。

那时如果那位文艺编辑竟然屈死,我就要对此负重大的罪。但康、江并不关心任何人的命运。这件事当作问题向我提出,仅仅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听别人说,江青那时正要用那个文艺编辑当秘书,为此找了这样借口。也是听别人说,因为毛主席反对此事,故未用成。

江青早已找了一个借口:把我赶出中南海。上面的事发生后,第二天,我即到当时新找的房子住下来,想避免在钓鱼台继续受她的糟踏。当然,有时我也还到钓鱼台那个原住处看看。

就我离开钓鱼台这件事,在毛主席主持的一次会上,江青乘机正式告我一状,说:“陈伯达已不要我们了,他已离开钓鱼台,另住其他地方。我同××(指她的女儿)回到中南海给主席当秘书好了。”她在搞挑拨离间的勾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句话未说。

一次会上,江青说:“我同陈伯达的冲突,都是原则的冲突。……”张春桥也在会上鼓起怒目视我。我火气一发,不再听江青霸道下去,从座位上起来,即走出会堂。江青回过头来大声说:“我看不起你!”我回了一句:“我也看不起你!”

在中共“九大”会上,陈伯达、康生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江、张、姚当上政治局委员,文革小组就消失了。其后,陈伯达投靠“林副统帅”,九届二中全会裁了跟斗,被捕入狱并在全国展开“批陈整风”;江、张、姚和王洪文组成“四人帮”,1976年10月覆灭,康生死后也以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党中央永远开除党籍。

(来源:《世纪》;作者为《光明日报》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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