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作者:罗昌平/文

“假如暗杀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项目,我一定获得金牌!”菲德尔·卡斯特罗说。

幕僚估算,美方曾对他发起638次暗杀,无一成功。这个数字更像是宣传机器的产物,水分太大,否则小瞧了美国中情局的实力。

其实,即使没有这一条,丝毫不会影响卡斯特罗的传奇一生。

卡氏1926年8月13日出生在奥连特省一个甘蔗庄园家庭。父亲原是西班牙军人,以栽培甘蔗发迹,母亲由庄园的长工变成第二任女主人。他屡次革自家的命——13岁反对父亲荼毒雇农,执政后率先充公父母的庄园。

他政治生涯的劣迹之一,就是对于财产权的无视。

古巴1898年脱离西班牙统治而获得形式上独立,实际一直被美国左右。自1902年以后,美国曾先后三次派遣海军陆战队控制这个岛国的政治局势,扶持巴蒂斯塔傀儡政权,还占据了岛上的战略重地——关塔那摩湾作为美国海军基地,以辐射加勒比海地区。

彼时,美国资本控制了整个古巴的经济,包括公用事业的80%、采矿业的90%、牧场的90%、石油工业的几乎100%、公用铁路的50%、制糖业的40%及银行存款的25%。其中古巴的支柱产业蔗糖生产,种植部分有25%——约27.5万英亩的土地在美国糖业手中。

这些产权清晰的巨量资产在革命胜利后,一夜之间被卡斯特罗国有化。连亲爹的资产都会充公,何况美帝?

革命二字,超越一切,注入这个国家的权力基因。

需要纠正国人的一个印象是,古巴历史上并无帝制,卡斯特罗亦无世袭意愿,他的儿子虽在政府部门任职,并无显赫安排;自行废除终身制后,他交权给胞弟劳尔,看起来是家族裙带,其实论资排辈,劳尔已是革命队伍中的不二人选。

在古巴随机访问各个阶层,无人有此担心。

卡斯特罗18岁成为古巴最佳全能运动员,次年考入哈瓦那大学法律系,从此更换跑道,反寡头政治,倒专制政权,抗美帝统治。诗人在追求姑娘时总是歌颂爱情,一旦得手就开始礼赞自由,政客对待权力的态度大抵如此。卡氏在学生时代所反对的,有相当一部分正是半个世纪后自己在做的。

1950年,卡斯特罗拿下法学博士,以律师身份专为贫困大众充当辩护人。三年后的7月26日,26岁的他与134名爱国青年攻打蒙卡达兵营,逆袭不成,锒铛入狱。

律师经历将他锻炼成了演讲天才,与其交际过的人告诉我,卡翁演说极富鼓动性,语言生动活泼,说理深入浅出。他最经典的演讲救了自己的命,就是那年在法庭上发表长达四个小时的辩护词——

诸位法官先生:

从来没有一个辩护律师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也从来没有过一个被告遭到过这么多的严重的非法待遇。在本案中,辩护律师和被告是同一个人。我作为辩护律师,连看一下起诉书也没有可能;我作为被告,被关在与外界隔绝的单人牢房76天,这是违反一切人道和法律的。

我不得不在这个法庭上担任自己的辩护人,原因有二:第一,实际上完全剥夺了我的辩护权;第二,只有感受至深的人,眼见祖国受到那样深重的灾难,正义遭到那样践踏的人,才能在这样的场合呕心沥血地讲出凝结着真理的话来。

并非没有慷慨的朋友愿意为我辩护。哈瓦那律师公会为我指定了一位有才干有勇气的律师:豪尔赫·帕格列里博士,他是公会的主席。但是他却不能运行他的使命。他每次想来探望我,都被拒于监狱门外。一个半月之后,由于法庭的干预,才允许他当着军事情报局的一个军曹的面见了我十分钟。

按常理说,一个律师是应该和他的当事人单独会话的,这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受到尊重的权利,只有这里是例外。在这里,一个当了战俘的古巴人落到了铁石心肠的当局手中,他们是不讲什么法律人情的。

帕格列里博士和我都不能容忍对于我们即将采取的辩护策略进行这种卑污的刺探。难道他们想预先知道我们用什么方法揭露他们所竭力掩盖的可怕真相吗?于是,当时我们就决定,由我运用我的律师资格,自作辩护。

军事情报局的军曹听到了这个决定,报告了他的上级,这引起了异常的恐惧,就好像哪个调皮捣蛋的妖怪捉弄他们,使他们感到一切计划都要破产了。

诸位法官先生,他们为了把被告自我辩护这样一个在古巴有着悠久常规的神圣权利也给剥夺掉,施加了多少压力,你们是最清楚不过了。法庭不能向这种行径让步,因为这等于陷被告于毫无保障的境地。

……请注意,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停止一切保证、严格地运行公共秩序法以及对广播、报刊进行检查的时候。现政权该是犯下了何等骇人的罪行,才会这样惧怕一个被告的声音啊!

我应该强调指出那些军事首脑们一向对法律所持的傲慢不逊的态度。法庭一再下令停止施加于我的非人的隔离,一再下令尊重我的最起码的权利,一再要求将我交付审判,然而无人遵从,所有这些命令一个一个地都遭到抗拒。

更恶劣的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开庭时,就在法庭上,在我身旁布下了一道卫队防线,阻止我同任何人讲话——哪怕是在短短的休息时候,这表明他们不仅在监狱里,而且即使是在法庭上,在你们各位面前,也丝毫不理会你们的规定。

当时,我原打算在下次出庭时把它作为一个法院的起码的荣誉问题提出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出庭了。他们作出了那些傲慢不逊的事之后,终于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为的是要你们以法律的名义——把我们送进监狱,他们要强加给你们的角色实在是极其可悲的。

“愿武器顺从袍服”,这句拉丁谚语在这里一次也没有实现过。请你们多多注意这种情况。

但是,所有这些手段到头来都是完全徒劳的,因为我的勇敢的伙伴们以空前的爱国精神,出色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

不错,我们是为古巴的自由而战斗,我们决不为此而反悔。当他们挨个被传去讯问的时候,大家都这样说,并且跟着就以令人感动的勇气向法庭揭露在我们身上犯下的可怕的罪行。虽然我不在场,但是由于博尼亚托监狱的难友们的帮助,我能够足不出牢房而了解审判的全部详情,难友们不顾任何严厉惩罚的威胁,运用各种机智的方法将剪报和各种情报传到我的手中。

他们就这样地报复监狱长塔沃亚达和副监狱官罗萨瓦尔的胡作非为,这两个人让他们一天到晚地劳动,修建私人别墅,贪污他们的生活费,让他们挨饿。

随着审判的进展,双方扮演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原告结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却变成了原告。在那里受审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作巴蒂斯塔的先生……杀人魔王!……如果明天这个独裁者和他的凶残的走狗们会遭到人民的判决的话,那么这些勇敢而高尚的青年人现在受到判决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请你们回忆一下,你们的诉讼法规定,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允许旁听”。然而,这次开庭却绝对不许人民出庭旁听。只有两名律师和六名记者获准出庭,而新闻检查却不许记者在报纸上发表片言只语。

我应该说,我在狱中不能拿到任何论述刑法的著作。我手头只有一部薄薄的法典,这是一位律师 ——为我的同志们辩护的、英勇的包迪利奥·卡斯特利亚诺斯博士刚刚借给我的。同样,他们也把马蒂的著作放到我手中。看来,监狱的检查当局也许认为这些著作太富于颠覆性了吧!

我对法庭只有一个要求:为了补偿被告在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所遭受的这么多无法无天的虐待,我希望法庭应允我这一要求,即尊重我完全自由地表达我的意见的权利。不这样的话,就连一点纯粹表面的公正也没有了,那么这次审判将是空前的耻辱和卑怯。

我承认,我感到有点失望。我原来以为,检察官先生会提出一个严重的控告,会充分说明,根据什么论点和什么理由来以法律和正义的名义判处我26年徒刑。然而没有这样。他仅仅是宣读了社会保安法第148条,根据这条以及加重处分的规定,要求判处我26年徒刑。

我认为,要求把一个人送到不见天日的地方关上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只花两分钟提出要求和陈述理由,那是太少了。也许检察官先生对法庭感到不满意吧?因为,据我看到,他在本案上三言两语了事的态度,同法官先生们颇有点儿衿持地宣布这是一场重要审讯的庄严口吻对照起来,简直是开玩笑。

诸位法官先生,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让我沉默呢?为什么不让我可以有一个驳斥的目标呢?难道完全缺乏任何法律、道义和政治的根据,竟不能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严肃的论点吗?难道是这样害怕真理吗?

检察官的起诉只限于念念一条五行字的条文,难道他们以为,我也只纠缠在这一点上,像一个奴隶围着一扇石磨那样,只围绕着这几行字打转吗?我绝不接受这种约束,因为在这次审判中,所争论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自由的问题,而是讨论根本的原则问题,是人的自由权利遭到审讯的问题,讨论我们作为文明的民主国家存在的基础本身的问题。

我不希望,当这次审判退出时,我会因为不曾维护原则、不曾说出真理、不曾谴责罪行而感到内疚。

我认为我已充分地论证了我的观点,我的理由要比检察官先生用来要求判我26年徒刑的理由要多。所有这些理由都有助于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的人们,没有一个理由是有利于无情地压迫、践踏和掠夺人民的人。因此我不得不讲出许多理由,而他一个也讲不出……

我们敬聆过泰坦的话:自由不能祈求,只能靠利剑来争取。我们知道,我们的先驱者为了教育自由祖国的公民,在他的《黄金书》中说:“凡是甘心服从不正确的法律并允许什么人践踏他的祖国的,凡是这样辜负祖国的,都不是正直的人……”

古巴啊!假使你背叛了你的先驱者,你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啊!

我要退出我的辩护词了,但是我不像律师通常所作的那样,要求给被告以自由。当我的同伴们已经在松树岛遭受可恶的监禁时,我不能要求自由。你们让我去和他们一起共命运吧!在一个罪犯和强盗当总统的共和国里,正直的人们被杀害和坐牢是可以理解的。

我衷心感谢诸位法官先生允许我自由讲话而不曾卑鄙地打断我,我对你们不怀仇怨,我承认在某些方面你们是人道的,我也知道本法庭庭长这个一生清白的人,他可能迫于现状不能不作出不公正的判决,但他对这种现状的厌恶是不能掩饰的。

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菲德尔·卡斯特罗

 

这与其说是为自己辩护,倒不如说是对巴蒂斯塔政权的谴责。幸而卡斯特罗指控的独裁集团尚有一丝心软,加之西班牙人留下的司法遗产,他在入狱 22 个月后获得特赦。

我执意引用这份辩护词的绝大部分,是因为时至今日,它可以直接用在我们身上,用于我们身边的法庭。如果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感知大洋彼岸的政情,晓得这片国土的现状,不知作何感想,或者置若罔闻?

曼德拉和昂山素季常有,而德克勒克和吴登盛不常有;人们乐于放大曼德拉和昂山素季的坚持,却也习惯忽略德克勒克和吴登盛的开明与仁慈。如果卡斯特罗换了另一种司法体系,他只能牢底坐穿。

作为司法独立传统的受益者,可喜的是,卡斯特罗在革命成功后继承这一制度主张,即维持一个正义体系的独立公正,绝不容忍所谓党的领导干涉司法。

他的这份辩护词,后来以《历史将宣布我无罪》为题,收进了古巴各级学校的教科书。

查阅古共党章及文宣纲领,没有卡斯特罗思想,他尊何塞·马蒂为理论导师,自己仅是实践者和执行人,即使想要明确表达的观点,多以单篇演讲传递。

位于维达多区的哈瓦那大学,已有三百年历史,校门如同高耸的法院,需要抬步数十台阶上行。在西班牙风格的双向回廊中,可见律师卡斯特罗的旧照。

古巴的司法体制并非其本土自然产物,因西班牙殖民而生,随着政权形态的更迭不断嬗变,既继承了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传统,又沾染上浓烈的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特征。

卡斯特罗认为,政治理论间的根本冲突不会影响法官对司法公正和独立。如古巴法官对待他们的职业责任,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官一样严肃,强调对个案实践的独立思考。

除此,古巴司法制度体现了限制死刑、刑罚轻缓和人道主义关怀等诸多现代法治发展趋势。在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审判独立、检察一体化方面,可为本朝殷鉴。

卡斯特罗从不着西装,向以瘦绿戎装示人,在军人与律师双重属性中,他对司法体系的设置偏向于后者。这与他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变通,如出一辙,也是他执政理念的亮点。

我曾经问过一位古巴老人,如何评价卡斯特罗?他的炯炯目光透过雪茄烟雾锁定我,沉默良久后回答:“我们都热爱他,但要全面评价他,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如果非要给他一个评价,显然缺乏足够的公允。于是,我尝试通过十个指标衡量,四六开,功略大于过,晚年不再出现变故当为大幸。

他的过,体现在对言权网络的封禁,对财产权的豪夺,党政不分,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至于功,包括对信仰自由的推动、对司法独立的力挺、对顶层特权的限制,自行废止终身制,没有文革式悲剧,以及对免费教育医疗等国家福利的坚持。

在共运史上,他或是最接近这套体系的变通实践者。至少现在看来,古巴民众的幸福指数还是蛮高的——不仅仅体现在78.3岁的平均寿命和99%的识字率,尽管改善的空间很大。

没错,对于卡斯特罗后半生的审判,历史尚未给出最终裁定。不知最后这一段路,他会否想起当年在法庭上说过的话。

来源:微信公众号 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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