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作者:罗昌平/文

大概在24岁那年,格瓦拉得到了他知名的绰号Che。

Che,中文表述为“切”,这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南美广泛使用,类似我们常用的“喂”“喔”;战友间流传甚久的另一层意思是:猪!据说这位革命战士不太喜欢洗澡,他的身上总是散发着猪的味道。

这真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他出生在阿根廷,两段革命经历均不在祖国——第一段在古巴,尽享一个革命者的光荣与梦想;第二段在玻利维亚,生命终结于不惑前夕。

在我有限的游历中,碰到过三家以Che为标志的主题餐厅,那里布满了他的肖像,和着烤大虾与鸡尾酒,被各色食客消费。一家在北京,位于使馆区;一家在斯里兰卡的戈尔,临近滨海古城;一家在法兰克福,足球爱好者的拉美风味。

北京使馆区的这家餐厅名叫“A-Che”,随处可见切·格瓦拉的图片,大厨来自古巴,供应正宗的朗姆酒。到了周末,餐厅摇身成了酒吧,更有热辣的古巴音乐与拉丁歌舞。

切·格瓦拉作为共运阵营的文宣产物,致力于反资本主义,但在日不落帝国曾经的殖民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祖国,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却以一个消费符号,试图占据物质时代的商业坐标。还有比这更有讽刺意味的吗?

在古共权力结构中,Che的排位仅在卡斯特罗兄弟之后,是名副其实的“兄弟党领导人”。他与中国有着特定的距离与隐线。

Che很早就知道毛泽东,并且崇拜毛。1956年2月,当第一个女儿出生不久,他写道:“我那共产主义的灵魂兴高采烈,因为她长得像毛泽东,宽宽的前额,亲切的眼神和鼓起的下巴。”

那时候,他身处墨西哥,在一所古巴游击队秘密训练营。毛泽东之于他,是一位游击战士的革命导师。

1960年,32岁的格瓦拉率领古巴代表团出访社会主义国家,11月17日他的专机到达北京。两天后,在中南海,毛泽东用湖南话问候他:“切,你好年轻啊!我现在大概可以断定,你是全世界最年轻的银行行长了。”

两人互赠了自己关于游击战心得的小册子,还谈成了一笔价值6000万美元的生意。五年后再次访华,双方并未见面,彼时文革临近,格瓦拉回到古巴,很快给卡斯特罗留下一封告别信,奔赴刚果和玻利维亚,以游击生涯走完他的最后两年。

Che的故事,在上山下乡与文革中曾获广泛传播,但文宣系统施加了限制,那些油印传记的前言,对他的冒险主义与游击战术给予了批评。那是偶像对粉丝逆袭潜能的适度控压。

Che的梦想与光荣,源于一场所有权制度变革的阶段性成功。它肇始于19世纪,除却世界权力顶端的英语国家,从欧洲的1848,到苏联的1919,及中国的1949年,蔓延至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

在整个20世纪,这场社会实践几近主旋律,即运用武器暴力改变不平等的所有权制度。对所有权的否定与实践,隐含着两个追求,一是带来平等,二是创造富足。事实恰恰相反,那些试图消失所有权的国家,无不陷入漫长的匮乏与消极,古巴与中国深有体会。

也许正是这一现实窘境造成内心矛盾,成为Che访华不久后出走古巴的原因之一,而不仅仅是与卡斯特罗所谓“不可调和的矛盾”。

Che的一生充满了杀戮,所谓“善水者溺于水、善战者殁于杀”,近来解密文件称,他临终前对死亡的恐怖并不逊于萨达姆。

他是被一挺机枪执行枪决的,为的是“看上去像是死于一场交战”。美国人并不同意此举,但玻利维亚政府军执意处决,行刑者砍下他的双手用以验证身份,因为担心卡斯特罗不会轻易承认。意外的是,卡翁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没有比这更利于文宣机器的运转,卡斯特罗从不将个人崇拜扣在自己身上,他成功塑造了导师何塞·马蒂与小弟Che的光辉形象,其实更利于自己的权影作业。

古巴有两个革命广场,一是位于首都哈瓦那;二是格瓦拉遗体所在地圣克拉拉,那里竖着一尊雕塑,Che一袭戎装,左手打上石膏,右手拎杆步枪,以暴力者的姿态跨步斜向远方。一旁是他写给卡斯特罗的碑刻信件,以证伪两人关系的不和。

卡翁81岁那年,Che去世40周年,他在党报上写道:“我带着尊敬和感激之情,在这位独一无二的战士面前,低下我的头。”

他是如此不能释怀,确实应该低头。革命年代,Che成了他最得力的杀手;和平时代,Che又以受难者的形象为其赢得同情。

革命胜利的1959年,Che被授予“古巴公民”身份,并获任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一般认为,被处决人数高达600名。

当后现代青年顶礼膜拜这位革命者时,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他的另一面:嗜杀成性,近乎魔头——

他非常残酷地对待那些不是敌人的敌人,当一位17岁的童军被押到跟前,他毫不犹豫举枪击毙;

圣诞前夜,一名身怀六甲的妇女被处死,累计219名妇女经过审判被处死,其中有两名修女;

他这样记录1957年枪杀游击队员欧蒂米奥,“我用32口径的手枪解决了这个麻烦,就站在他脑袋的右边……现在,他的一切都是我的了。”枪口随后对准一个乡下人,仅仅因为对方替欧蒂米奥求情;

1959年初,一位名叫斯台芬的罗马尼亚记者获得拜见机会,正好听见他向执刑队下达命令“Fuego”,共有600多人丧生。这位记者写下一首诗歌《我不再歌唱Che》;

《探寻真实的格瓦拉》披露,1961年,杀戳不仅仅限于卡瓦尼亚堡监狱,涉及数十个与之相似的官方死刑场。军队、警察在街头搜索着他们的目标,有30万古巴人被投入监狱。

也许源于对这位嗜血者可能影响政权的担忧,卡斯特罗先后将他调整为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部长,合法强制力的配置由人身权转到财产权。

在玻利维亚,为搜寻格瓦拉的支持者,几近30万人受到政治迫害。那是故事的另一条脉络,所幸时间并不太长。

Che的遗骸并不完整,毕竟是断臂。美国中情局特工比略尔多说,他在埋葬Che时曾剪下一束头发,后被公开拍卖。

在文革流行的传记中,包括Che与女游击队员的爱情故事,这被视为革命浪漫主义。如果换成现在的写手,其实还有更多可入剧本的场景。

1965年3月,Che在埃及开罗观赏夜景,一个烟花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顾劝阻将其带进下榻的酒店,还让警卫再送几个姑娘来。

“从来没有人规定男人必须一辈子和一个女人过日子。不要偏袒妇女,并且认为男人是罪魁祸首,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他说。

看到未婚妻写的断交信,他辩称:“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应当用思想去征服她。她是我的,我曾经跟她睡过觉!”

1959年5月22日,Che同自己的第一任秘鲁裔妻子Hilda Gadea离婚。次月,与革命同志Aleida March结婚,育下四个子女。

Che的两任妻子,都曾写过回忆录,这毕竟是贴补家用的好生意。首任妻子将更多笔墨停在了粗糙的革命叙述,仅有部分对Che的不确定感和迷恋,以及两人间的争吵。

在回忆录中,遗孀Aleida March复原了圣克拉拉革命广场的那尊雕塑:“在夺取大本营的战斗中,他试图从露台上跳过去,结果造成骨裂。我从旅行包中拿出一条黑色丝巾给他,让他把胳膊吊起来。在后来的战斗中,这条丝巾成了我们两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象征。”

“在攻打圣克拉拉时,我们身后出现坦克的那天,他非常担心我会出事,他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我。我当时正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把这突如其来的表白仅仅当成了又一个评论而已,因为其他场合我也曾听到过类似的话。”Aleida March说。

她现在担任切·格瓦拉研究中心主任,另一个在此任职的儿子,长得跟毛新宇一样肥胖憨态。与其有过交道的华人告诉我,刚刚过去的国际展会上,他跟众人打成一片,顺走一些展品,然后悄然消失。

一些华裔商人向Che的后人建议,应该主张对先父肖像权的利益归属,那可是巨量财富。

直到1997年,一具无双手骸骨被重新挖出,经DNA鉴定确定是Che,他被运回古巴。先是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马蒂纪念馆,那是至上荣光;随后,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

同在这一年,中央戏剧学院教师沈林找到好友黄纪苏,“我们是不是弄一个格瓦拉啊?”在沈的印象中,中国贫富分化到了“最严重的时候”,他希望以强烈的方式表达出来。

2000年4月12日,话剧《切·格瓦拉》在京上演,以近乎扭曲的舞台形式发出尖锐的疑问:在一个金钱成为最高价值的中国,社会还有没有公正?贫富为何如此悬殊?在通往改革的路上,人们都太急于发财致富,以至于对腐败和邪恶麻木不仁。

这场“最富争议的戏”,毁誉势如水火。新左们为之振奋并誓死捍卫,批评阵营的火力集中两点,一是利用这部剧赚钱,二是雷颐所说的《精神吸毒》:“格瓦拉作为一种消费符号很正常,但如果借格瓦拉向‘那个年代’致意却是一种精神吸毒。虽能一时精神亢奋,但最终还是自己深受其害。”

在十几种关于切·格瓦拉的著作和传记中,师永刚编著的《切·格瓦拉画传》卖得最好。这位正在美国休养的媒体人,社交账户的头像全是Che。

师永刚的创意源自2001年,在香港街头看到切·格瓦拉的明信片,一张十元,上面印着一行字:“以切的名义,请原谅我们这样,因为热爱他而盗版,出他的明信片。”

今天的人为什么还喜欢切·格瓦拉?师永刚认为,他很帅,身上有一种神秘的东西,能赢得女人的同情、男人的尊重。他的文字非常有天赋,并有在路上的浪漫与惊喜。

Che牺牲后的形象如同一个受难者,在画传中,师永刚甚至将他的遗照与基督蒙难图摆在一起。

当商业元素叠加政治阳谋,政客想要达到的,商人们都事无巨细地做到了。

确切地说,切·格瓦拉至今仍被追棒,盖因他实践了一种改变社会的可能。就像王小波说的,这只猪“敢于无视对生活的设置”。

今天的追随者尽管并不认同他的目标,却分外迷恋他的手段,迷恋那种敢于以暴力对抗庞大体制的形象。这对文宣系统而言,又是多大的一个矛盾。(来源:罗昌平个人微信号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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