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刘亚楼的最后岁月...

作者:钟兆云/文

带领空军走上“标兵”之路

刘亚楼自1949年7月受命组建人民空军以来,励精图治,历经朝鲜空战、台海大空战、国土防空,使新中国空军跨越式地跻身为世界空中三强。在刘亚楼卓有成效的影响和带动下,空军成为解放军最好的军种。1962年,毛泽东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翌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提出“解放军学空军”,空军被推到了最前面,成为榜样中的榜样。也是在这一年,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被中央军委树为全军的标兵。

1964年2月14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决定要大力整顿机关作风,并提出要宣传空军领导机关建设的经验,推广空军雷厉风行、狠抓“两头”的作风。后,中央军委领导又说:“在以刘亚楼同志为核心的空军党委领导下,搞成了一个较好的作风,也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被军委立为全军的标兵。”

2月16日,刘亚楼主持召开空军党委常委会,就落实中央军委指示、整顿机关作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刘亚楼说:“军委要宣传空军,空军怎么办?第一,一定要谦虚谨慎;第二,一定要加强向地方和军区、军兵种学习;第三,一定要埋头苦干,拼死拼活地工作,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2月中下旬,在叶剑英元帅、罗瑞卿总参谋长率领下,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部队的首长先后来到空直机关大院参观。2月26日、27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学习空军经验现场会上,刘亚楼从12个方面汇报了空军机关建设的情况。

3月1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一个有4万多军民参加的大会,由刘亚楼介绍空军的工作经验。那个年代,在人民大会堂介绍经验的只有两个人,一是时任石油部长的余秋里,另一个就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九一三”事件后,因为林彪的关系,社会上流行着空军是假标兵的非议。吴法宪晚年称:“刘亚楼代表空军党委总结的五十多条经验教训,那都是一条一条按照事实来进行总结的,每一条都是事实。我们并不愿意被立为标兵,主要是考虑当标兵压力太大,负担太重,这个排头兵不好当。况且,立空军为标兵,不是刘亚楼能够说了算的,甚至也不是林彪个人所能定的。首先是北京市委把空军大院树立为卫生标兵,这引起了林彪的一些想法,然后由他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经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之后才树立起来的。”

20世纪90年代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回忆:“20世纪60年代,军委号召向空军学习。那时,刘亚楼司令员抓工作有股子狠劲。为了抓落实,他有句口头禅,叫做‘三方对六面’。也就是不掩盖矛盾,有问题就摆到当面。我很赞赏这种工作作风。我下部队时,也常用这种方法,敢于较真,敢于揭露矛盾。”

这也许是空军建军以来最辉煌的一段时期,有人称之为“刘亚楼时期”。

一听“医院”两个字,刘亚楼倒先急了

1964年8月初,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全面扩大侵略越南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南部边界。中国政府决定从各方面全力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侵越美军为了查明中国的军事部署,不断派飞机对中国边境进行袭扰和侦察。

刘亚楼为此又忙开了,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夜以继日。当时,空军在西南边境只驻有少数歼击航空兵部队,防空力量薄弱。在刘亚楼调遣入广西、云南的干部中,除了“U-2飞机的克星”、高炮师副师长岳振华外,还有抗美援朝的空战英雄、空十二师师长郑长华等人。把空军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后,刘亚楼就跟随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访罗马尼亚了。

20世纪60年代初,罗马尼亚在赫鲁晓夫的指挥棒下,也一度卷进反华逆流,中罗关系陷于冷淡。1964年,罗马尼亚党政最高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决心摆脱赫鲁晓夫的控制,中罗关系开始有了转机。在罗马尼亚国庆20周年之际,罗方希望中国领导人前去访问,还说罗马尼亚总理已先后两次访问中国,“中国同志欠我们的账”。在罗方的倡议下,中罗两国决定以互派高级党政代表团庆贺两国国庆为契机,相互沟通,联手反抗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把首次赴罗祝贺大庆这副重担交给了李先念、刘亚楼等人。

8月16日上午,中国党政代表团踏上了赴罗的航程。代表团在罗马尼亚受到热烈欢迎,规格比其他国家代表团都要高。富有外事经验的中国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充当了李先念的得力助手,给罗方领导人留下了美好印象。

访问日程安排得很满,一向精力充沛的刘亚楼,在最后几天忽然显得疲倦,体力不支,食欲不振,眼睛周围泛起一圈黑晕。李先念关切地说:亚楼同志,你的脸色不对头啊!他毫不在意地说:没什么关系,只是拉肚子,可能是水土关系。他强打精神,时刻注意保持中国军人的威仪。

国庆盛事成为中罗两国关系由冷变热的分水岭,代表团为走活毛泽东反霸战略棋局立了一功,毛泽东对此十分满意。

回国后,刘亚楼腹泻厉害,面容又黄又瘦,相隔不过一个月,如同换了一个人似的。本身是医生的妻子翟云英催丈夫快去医院检查。一听“医院”两个字,刘亚楼倒先急了:不行!还得准备向中央汇报呢!拉肚子没多大关系,等等再说吧!

刘亚楼埋头准备向中央的汇报材料。接着,又找来几位干部到家中谈工作。过了几天,又到南京主持空军“四个第一”落实座谈会。

到南京后,刘亚楼拉肚子更厉害了,但一天还作八个小时的报告,晚上除找干部谈话外,还要批阅大量文件。秘书劝阻无效,便报告翟云英。翟云英很是担心,打电话给随去南京的空军副参谋长姚克祐,请他督促刘亚楼检查一下身体。刘亚楼知道后,打电话安慰妻子:我这边不要紧,你不要小题大做。翟云英说:你对工作认真负责,我不反对,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总不能不注意吧?一部机器还有个维护时间呢,何况身体。

话筒里传出刘亚楼的声音:不要紧,垮不了!毛主席那么大年纪了,还日夜为全国、全世界的事情操心,我有什么理由不拼死拼活把工作做好!

刘亚楼提出了一个“甩上去”的战法

此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频繁入侵中国大陆,也容不得刘亚楼休息。美国在扩大侵越战争的同时,频频派飞机侵入中国领空,重点对云南、广西一带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

美军鉴于造价昂贵的U-2飞机屡遭覆亡,于是使用新研制的火蜂1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自1964年8月29日至10月中旬,该机窜入两广、闽浙沿海及中(国)越(南)老(挝)边境地区达九次之多。美军无人驾驶飞机高度可达1.8万米,速度1179公里/小时,航程1282公里。机上装有多架高性能特殊照相机,综合运用无线电遥控和程序控制进行制导,即能完成间谍侦察摄影任务。为了躲避解放军导弹的攻击,该机还配备了相当先进的电子干扰系统。为了打下这种给中国国防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美军无人驾驶飞机,空军于9月底至10月上旬,先后增调比较先进的国产歼-6型飞机至江苏徐州、江西向塘、广东遂宁、广西南宁等地。歼-6最高能飞1.75万米,高度不及无人机,追着追着就进入螺旋状态,拿它没办法。

有人建议用地空导弹萨姆-2去打,但刘亚楼认为这样做代价太大。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援华协定后,不仅撤走了在华全部地空导弹专家,而且停止了原计划援助中国的另外四套萨姆-2地空导弹,不再供给零部件,中国的兵工厂还没来得及将此导弹仿制出来。1958年以来从苏联引进的五套萨姆-2,只有62发导弹,打一发少一发,弄得导弹部队训练时只能摆摆空架子,连实弹打靶也不敢搞。打不下这种飞机,不知惹恼了多少飞行员。

刘亚楼琢磨打法,并把有关指战员叫到北京磋商。他提出一个“甩上去”的战法,就是精确计算好美军无人机的航线,并预先设伏,在敌机到来的一刹那,加速冲过最高升限开火。

10月13日,美机从友谊关窜入广西南宁及海南岛地区,空一师作战分队副大队长邹广如驾驶歼-6飞机迎敌,在1.76万米高度上先后对敌机进行了三次攻击,最后炮弹打光了,也未命中目标。邹广如决心驾机把这架在中国领空肆无忌惮的美机撞下来,与敌人同归于尽。但因高空空气稀薄,飞机操纵系统反应较慢,邹广如动作过猛,结果造成失速,飞机进入螺旋状态。在完全失控的情况下,邹广如只得饮恨跳伞,飞机坠毁。一架歼-6飞机价值数千万元,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呀!更重要的是一击不中,无功自毁,对空军部队是个沉重打击。邹广如返回基地后,引起了许多议论。

有人说他好大喜功,想露一手,结果丢了脸,摔了飞机。在讲评会上,师首长也批评他蛮干,“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摔了飞机,放跑了敌人,邹广如心里难过,思想压力很大。

病中的刘亚楼得到作战部队对这次作战情况和部队情绪的报告后,立即复电空一师:“你们的心情我都了解。出了事故总结教训是必要的,但要抓准,不能批评飞行员蛮干。这不是蛮干,这是勇敢,有这样勇敢的飞行员,我们应该自豪,但是要进一步研究一下战术,怎样利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打下敌人具有优势装备的飞机。士气可鼓,不可泄,我相信你们!”刘亚楼的指示在前线部队传达后,引起强烈反响。邹广如热泪盈眶,激动地说:司令员真是了解我们飞行员的心啊!

该怎样把空中强盗揍下来呢?电报发出后,刘亚楼犹嫌不够,又组织工作组,飞往战地实地研究战术。工作组成员有空军副参谋长姚克祐、军训部长吴恺、作战部长梁璞及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富善等,都是空军能征善战之将。刘亚楼还通知空七军副军长林虎从驻地南宁赶来参加会议。

在遂溪期间,刘亚楼多次邀请参战的飞行员、指挥引导人员、雷达操纵员和军、师级干部等参加调查座谈会,着重对以往的战斗情况进行详尽分析,力求掌握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性能、活动规律和未能将其击落的原因。经过连续两天卓有成效的工作,弄清了情况,从兵力部署、作战指挥、战术技术和各种保障工作方面,提出了改进措施。

刘亚楼的动员精辟有力,认真分析了敌我情况,围绕他的“甩上去”战术展开,切中要害,使几乎束手无策的空一师、空三师的参战指战员有茅塞顿开之感。看到司令员一改过去生龙活虎的神情,林虎、王海等利用休息时间,恳请司令员保重身体。

刘亚楼感谢将士们的关心,看到林虎、王海、刘鹤翘这些爱将在战斗中一步步从大队长、副团长走上军、师级指挥员位置,备感欣慰,动情地说:你们成长起来了,好哇,今后的空军司令员就是要从你们这些飞行员里挑选。

历史证明了刘亚楼的眼光。后来,王海成为空军第五任司令员,上将;林虎任空军副司令员,中将。刘玉堤、张积慧等一批经受过抗美援朝、台海空战等战场考验的飞行员,茁壮成长,相继走上空军高级指挥员位置。

刘亚楼:如果我得了不治之症,就快点告诉我,我争取时间,大干一场

10月30日,刘亚楼带着辛劳过度的疲惫神色,飞赴南京。在战地奔波数天,他真可谓以命相搏了。在南京开会期间,刘亚楼实在支持不住时,才于11月9日到上海华东医院检查。医生发现他的肝脾较过去明显增大,质地中等偏硬,食道静脉曲张,肝功能不正常,怀疑肝硬化,建议继续密切观察,并于半月后复查。

就在这时,刘亚楼的广东之行取得了辉煌的成果——11月15日,经刘亚楼座谈指点的驻遂溪空一师中队长徐开通,运用并发挥刘亚楼“甩上去”的战法,在海南岛上空首次将一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击落。通过这次战斗,空军摸到了打敌无人驾驶侦察机的基本经验和方法,标志着中国空军的防空作战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刘亚楼对此捷报十分欣慰,亲自总结战斗经验,连续忙了数天,于11月21日从上海回北京,旋于翌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各元帅、总长呈送《关于调查研究对付美军无人驾驶飞机的办法的报告》。

11月24日,刘亚楼在妻子翟云英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就诊。著名内科专家张乃峥教授带医疗小组为刘亚楼检查。检查结果令他们目瞪口呆:刘亚楼的肝转氨酶高达300个单位,高出平常人四倍多,肝脏硬得像石头。

翟云英忐忑不安地观察着专家们的表情,瞅个空儿问:张大夫,严重吗?

张乃峥还未来得及说话,刘亚楼抢先道:张大夫,如果我得了不治之症,“天老爷”下来也没有办法,就快点告诉我,我争取时间,大干一场。张乃峥深感事关重大,决定暂时隐瞒病情,于是安慰道:没什么,别着急,司令员年轻时得过肝炎,一累又犯了。

刘亚楼的病情牵动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协和、北京、华东医院的几名教授于11月26日上午集中到协和医院讨论刘亚楼的病情。听取张乃峥的情况介绍后,每个教授都亲作检查(摸肝),后又继续讨论。空军政委吴法宪、副司令员徐深吉,空军卫生部长刘放等全程参加讨论。

医疗小组将刘亚楼的真实病情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等莫不震惊,年轻的空军成熟了,弱小的空军壮大了,而它的领头羊却积劳成疾,“情况非常严重……应高度考虑肝癌的可能性”。他们当即指示:赶快治!哪里条件好到哪里治,要全力以赴!

11月26日,毛泽东在刘亚楼22日上报的《关于调查研究对付美军无人驾驶飞机的办法的报告》上批示:“亚楼同志:此件已阅,很好。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秘书张克里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先给空军政委吴法宪看了,吴法宪又给每个空军常委看。刘亚楼知道后,对张克里进行了严肃批评,说:主席的指示不要扩散,马上收回,主席对大家都很关心,不是只关心我。接毛泽东指示的第二天,即11月27日,刘亚楼才决定前往上海华东医院治疗。

 非癌的误诊让毛泽东十分高兴。病情确诊,周恩来批示不惜重金进口药品

刘亚楼到上海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当即进行研究,指定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负责组成治疗小组认真会诊,积极治疗。为了让刘亚楼好好治病,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特地在华山路腾出一栋花园洋楼供他们夫妇居住,同时还派来一名高级厨师照料饮食。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责成卫生部和总后卫生部派出由邓家栋、黄大有、秦伯来等组成的高级医疗小组,随后该小组也来到上海。毛泽东本来已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医学界泰斗张孝骞下乡调查,这时也改派他同去上海协同华东医院为刘亚楼治病。

治疗小组对刘亚楼进行全面体检后,采取了保肝、护脾、补血和密切观察为主的医疗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病情渐有好转。不久,医院用同位素扫描疗法进行诊治,由于技术有限,认为不是肝癌,大大可以治疗,医院将此情况上报中央。刘亚楼1961年抱病率国防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期间,曾到克里姆林宫皇家医院会诊,被排除了患癌症的可能。他认为这次也不例外,因此亲自写信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得悉刘亚楼的病情好转,且大大可以治疗,非常高兴,叫中办副主任汪东兴给刘亚楼回信。汪东兴回信说:“主席听完报告后,很高兴,认为你的病已查出结果,可以进行治疗,并又把我手上的信接过去看了一遍,看完后嘱示:‘有病就要安心休养,不要发急,要待病好再工作,当成任务来执行。’上述的话主席要我转告你……”

就在毛泽东期待刘亚楼“病好再工作”时,4月7日,经医疗专家们会诊,对刘亚楼的病情作出了肯定的诊断,即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了肝癌而且是弥漫型。中央核心机构再次震惊了!周恩来指示:国外如有治肝病的特效药,就是花再多的钱也要迅速派人去买来,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刘亚楼同志的生命!卫生部迅速增调各地肿瘤专家组成新的治疗小组,并不惜重金从香港进口药品。

一生屡创奇迹的刘亚楼,在众人的期待中,没有出现转危为安的奇迹。4月中旬后,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此后,空军党委将刘亚楼的病情每天一次报告中央军委,两天一次通报师以上党委。

病床上为挚爱的祖国和军队尽最后的忠诚

虽然中央领导要求刘亚楼“暂停工作”,但他并没有脱离工作,有关的工作、报告只是随之转到上海而已。在病情沉重直至最后弥留之际,他头脑里萦绕着的仍然是工作,一字一句地反复修改文件,听取工作汇报,并多次要秘书将自己的想法用电话传出去。

1965年1月10日,刘亚楼在病榻上接到又一架U-2飞机入侵的报告后,拖着虚弱的身子直接打电话给率部在包头东南潜伏待机的导弹一营营长汪林,询问部队的战斗准备。1964年8月,导弹一营在云南失利,造成五四三部队首次放空炮、“鸡(机)飞蛋(弹)打”后,刘亚楼多希望一营打一次胜仗啊!听完一营营长汪林的战斗准备报告后,他满意地说:好,一切具体的战斗行动,都由你独立自主处置。党和人民相信你们!

当晚8点后,一架U-2侦察机飞临包头上空,导弹一营沉着使用反电子预警2号,创下地空导弹部队第一次在夜间击落U-2侦察机的纪录。在尚未完全摔碎的U-2侦察机身上,缴获了美国人新装的一套名为“角度欺骗回答式电子干扰”的设备。敌为我用,国防科研部门马上据此研究新的对抗措施,改进了导弹的电子抗干扰能力。

刘亚楼在上海接到一营击落敌机的战报,高兴地连声说:打得太好了,我们的一营终于把U-2飞机打下来了!一营终于有了扬眉吐气之日!

受命入桂作战的空十二师师长郑长华,利用战事空隙,受命来到司令员的病榻前。此时,郑长华正陷于痛心、内疚中。他指挥的空十二师在保持长达六年的飞行安全纪录后,发生了事故。飞赴广西后,一位新飞行员在高空编队时与长机相撞,一下摔了两架飞机。郑长华以为司令员召见自己,肯定会先来一通批评。谁知,刘亚楼给他的却是安慰:我们空军部队在保证飞行安全上有个理论,飞行安全是相对的,不安全是绝对的,空军师一级特别是像你们这样担负繁重战备任务的机动师,能保证六年的飞行安全,已经很不容易了。事故发生了,当然要总结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我相信你会做出样子来的!

接着,刘亚楼细心地问起空十二师在前线的情况。了解到空十二师因为没有装备新型歼-6战斗机,打美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有困难时,他当即说:我特批你们四架歼-6。

摔掉了两架飞机没挨批,还给补上四架新式战机,郑长华一时热泪盈眶,说道:请司令员放心!您好好养病。我们一定把这次事故变成动力,从零开始,再创六年安全,同时把新式飞机使用好,争取早日击落敌机!

4月18日,空军部队在中南地区上空再次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消息传来,刘亚楼兴奋地说:这是对敌斗争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可是病魔同我捣蛋,我不能前去总结这次作战经验了。

这胜利的消息也许使刘亚楼太激动了,攒集着气力大声说完这句话,不一会儿便昏迷了。两天后,他刚刚清醒一点,就又询问起有关战况。

4月23日,刘亚楼病情显著恶化。就在这一天,他在审批一本条令后,还写下批语:“这本条令应有一个内封,不然看书的人包上书皮后使用很不方便……”他在昏迷两天后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让人把姚克祐叫到床前,说:秘书长,我的话言中了,条令编出来,上八宝山送给我。姚克祐是空军副参谋长,秘书长是他在空军条令教材编写组的职务,刘亚楼此时不称他为副参谋长而称秘书长,这里面有多少苦心啊!姚克祐和空军条令教材编写小组的同志,一个个潸然泪下。他们清楚记得司令员当初主持条令教材编写工作时立下的誓言:我们空军自己的教材一定要编好,这是百年大计。如果我中途死了,请你们把编好的书放到我的墓上。

周恩来:空军司令人选难挑啊

刘亚楼来上海住院后,许多中央首长和领导同志不时前来探望或捎来问候,他备感不安。为此,他向身边秘书规定:今后如再有人询问病情,只能以三句话回答。第一,刘亚楼同志1940年在苏联曾患急性肝炎,两个星期就好了,当时肝受了些损害;第二,这两年来有些劳累,肝功能有点波动;第三,近来有好转,请不要惦念。

事实上,刘亚楼已知道自己的病无法抢救。此前,吴法宪曾如实告诉了他病情。刘亚楼坦然地说:还是你对我坦率和真诚,谢谢你直接告诉了我。这样,我心里就有了底,思想上也好有个准备。他曾个别地对护士说过,过几天,你们也就不忙了,马克思的请柬我收到了。

但他总是忍着痛苦,嘱咐医护人员不要将实情告诉他人,免得首长和同志们挂念,在场的医护人员听后莫不感动得泪流满面。

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不时过问刘亚楼的病情。4月9日,张克里在日记中记述:“林月琴同志8:55来电话:给中央的病情报告我已看到……我拟去沪一下,早去了也不好,会影响他的情绪。”4月18日,林月琴偕朱瑞的夫人史瑞初到刘亚楼家看望孩子和老人,送去关切之情。罗、刘战友情深,两家交谊甚笃。两年前,在首都各界公祭罗荣桓会后,刘亚楼含泪对秘书张克里说:“党和人民给罗帅的评价很高,有这样的评价,我死了也值了!”罗荣桓高尚而光辉的一生,无疑是照亮刘亚楼人生道路的一盏灯。正因为刘亚楼从心里把他奉为楷模,才会说出这样当时叫秘书吃惊的话来。此话仿佛是谶语,仅仅两年后,刘亚楼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韩光几次来医院看望,刘亚楼问得最多的是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工作上的联系。看到肝癌已到晚期的老战友虽然痛苦异常,却还在关心着工作,韩光忍不住落泪。

病重时刻,刘亚楼还注意军人仪表,留下了一段佳话。4月25日,当周恩来代表中央和毛泽东专程到上海探望时,刘亚楼还执意要洗脸、整衣服起床相迎。谈话中,他宽慰周恩来说:总理在长征时,患那么重的病,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都治好了,现在有这样好的条件,我的病一定可以治好!

周恩来告别时,刘亚楼再次强撑病体坚持送至门口。归途中,周恩来难过地说:我再也不去医院看刘亚楼了,他病成这样,还坚持送我,我不忍心啊!

刘亚楼追悼会后,周恩来邀请翟云英一家去中南海西花厅做客。他沉痛地说:亚楼同志走得太早了……

周恩来离开医院的当天下午,刘亚楼一度出现神志不清,医院紧张了,准备输血,或采取其他措施,禁止外人探望。于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杜平被挡在门外,刘震和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也未看成。

刘亚楼患病期间,前往探望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薄一波、谭震林、叶剑英等。特别需要提及的,还有罗瑞卿和林彪。

罗瑞卿、林彪看望刘亚楼

刘亚楼自从迈进红军的大门后,便与罗瑞卿结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在漫长而坎坷的革命征途上,他们相互帮助、扶持。随着革命从山间小路走上了平坦宽阔的长安街,他们共同走向了人生的高峰,友情也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更深厚了。

对刘亚楼患病,罗瑞卿表示了极大的关心,除了经常打电话问候,还专门从北京给刘亚楼写了一封信,叮嘱刘亚楼:“你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

罗瑞卿不止一次由京赴沪,走进刘亚楼的病房。5月3日,罗瑞卿接到刘亚楼病危的报告后,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专程去上海看望刘亚楼。到了刘亚楼的病房,护士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口罩。可他们却摇了摇头,自己不能戴着口罩给自己的老战友送行。

是回光返照,还是心有灵犀?陷入昏迷的刘亚楼突然清醒过来,眼里闪出异样的光彩,望着来到身边的罗瑞卿和杨成武,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了许多披肝沥胆的话。

当时,林彪正在苏州养病。刘亚楼入院不久,他打破从来不探视病人的常例,带着叶群赶到上海看望刘亚楼。随后,经常打电话询问刘亚楼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写信要他好好养病,还经常送来报刊和革命歌曲的唱片等,以调剂病人的生活。吴法宪晚年回忆说,林彪“亲自坐镇,照料刘亚楼的治疗工作。他不光天天派秘书或叶群去看望刘亚楼,自己也去过几次。其关心的程度,确实是少有的”。

刘亚楼逝世后,刚到《空军报》工作的林彪之女林豆豆(林立衡),在5月12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刘亚楼叔叔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还配发了一幅刘亚楼抱着童年时的她的照片。文中提到:从您病重的时候起,爸爸日夜焦虑,到处设法请医生为您诊断,并多次让妈妈去看望您。一次妈妈和我去看您时,爸爸要我们转告您,按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信上说的进行休养,“既来之,则安之……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并让我们劝您好好休养,说养病是“一本万利”,“一通百通”,“一冲百空”(意思是养病要耐心,要舍得花工夫,养好病后,就可以为党做更多工作。养病也要政治挂帅,思想通了,才能把病养好。如果一时冲动,长期养病的效果就会废于一旦)。您听了很感动,说要把毛主席和爸爸的几句话贴在床头,作为最好的座右铭。

您的病情突然恶化了,爸爸妈妈特地从外地赶到上海去看您,一下飞机,就立即赶到您的住处。那时您已昏迷不醒,爸爸在您床边坐了五十多分钟,您还没有醒过来。医生劝告爸爸先回住所休息,中午爸爸没有吃饭,也没有午睡。两小时后一听您醒过来,又立刻前去看您……

刘亚楼去世后的那几天,叶群常到刘家走动,并说:“103”(刘亚楼)病重后,“101”(林彪)一直很痛苦,那天秘书报告,“101”就知道“103”走了,泪水就来了,我从中也体会到了这种阶级感情。

近乎“国葬”的哀荣

尽管中央极为关心刘亚楼的病情,医生们也尽了最大努力,但仍然无法阻挡死神日趋逼近的脚步。

1965年5月7日下午3时45分,一直在刘亚楼身边不时测量血压和脉搏的两名医生停止了工作,站起身来同守护在旁边的翟云英和空军领导握了握手。这个神色凝重的握手,表明死神的阴影罩上了年仅55岁的刘亚楼。

一小时后,翟云英便收到了林彪发来的唁电。解放军三总部的唁电接踵而至,称刘亚楼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他的高贵的革命品质,是全军同志学习的榜样”。

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国防部讣告,并加黑框刊登了刘亚楼身穿佩有空军领花和上将军衔军装的大幅照片,下方是“刘亚楼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主任委员是林彪,委员有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彭真等。

5月8日上午,上海龙华殡仪馆当年负责过鲁迅等知名人士殡殓和落葬的进口“克里斯”遗体专用接送车,把刘亚楼的遗体移到丁香花园小礼堂,上海各界在此举行公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空军领导等参加了追悼会。

下午3时,刘亚楼的骨灰由专机运抵北京,同机人员有叶群、吴法宪、何廷一等。这是统领过几十万天兵天将的共和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最后一次乘坐心爱的战鹰。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专门提前回北京的林彪,和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中央领导早早在机场等候迎灵了。前来迎接的还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国防部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等方面的负责人。北京机场的停机坪上,是白纱和黑纱、鲜花与翠柏的海洋。共和国的元勋们簇拥着端捧着黑色雕花骨灰盒的刘亚楼的子女,缓缓地向首都的心脏地带——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中山堂走去,那里将安排一个连续三天的隆重仪式。骨灰放中山堂,算是特殊的待遇。按当时的规定,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后才能使用中山堂。

中山堂内,正中悬挂着刘亚楼的遗像,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四周布满了青松和鲜花,上方黑底横幅上写着“悼念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刘亚楼同志”。遗像两侧,排放着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宋庆龄等敬献的花圈。

9日上午8时30分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三军代表、首都各界数万群众代表,佩戴黑纱素花,在庄严肃穆的哀乐声中,一拨接一拨前来吊唁。苏联、朝鲜、越南、波兰等国家的军队负责人和各国驻华使节、外国友人,也纷纷来信来电或亲来吊唁。

11日,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上午,首都各界人士臂缠黑纱、胸佩素花,在中山堂内举行隆重的公祭大会,公祭活动由林彪主持。

上午10时,公祭开始。乐队奏哀乐后,主祭人林彪捧着一个小花圈慢慢上前,献在刘亚楼的遗像前。全场人员脱帽、肃立、默哀。随后,罗瑞卿致悼词。罗瑞卿略含沙哑的四川口音念得缓慢而低沉,更给灵堂增添了一份悲伤气氛。聂荣臻掏出手帕不断擦拭眼泪,周恩来也流泪了,全场一片欷歔声。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追悼会专题片给历史提供了真实场面。

致完悼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缓步走近翟云英,握手、安慰……公祭完起灵时,又是一阵长长的欷歔声,空军司令部和后勤部有四位同志当场哭晕倒地。

追悼会后,灵车车队由刘少奇、林彪亲自护送,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沿途所有的军人全部立正敬礼,这种场面,当时也只用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灵车车队上。

刘亚楼为国家为军队提前支付了生命,他的英年早逝,使人民军队顿失栋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全国军民深切地感到巨大的损失和沉痛,按大将一档予以隆重悼念,而其规格之高,在将军里面可以说首屈一指。于是,有人说,刘亚楼的后事简直可以同国葬相媲美。

书生投戎,陆战中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堪称战神;白手起家建空军,“练成铁翼摧强敌”(陶铸诗),使新中国的翅膀日趋强硬,一跃成为世界第三空中强国。一个能在祖国蓝天白云间镂下鲜明个性和深深印迹的人,他的魂魄和气概也当存于蓝天白云间。白云绚烂,他亦绚烂;蓝天永恒,他亦永恒。军人至此,夫复何憾!(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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