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更替:1943-1956五大书记“进京赶考”

作者:青岭/文

如今,对每一位到延安的游客来说,位于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都是行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站。1945年,正是在这里,中共七大隆重召开,产生了三个层次的领导集体,即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刘少奇、任弼时新晋书记

在现有历史资料中,“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对七大最准确、最权威的概括。七大之所以能具有“团结、胜利”的局面,不得不回溯到几年前。

早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将召开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之后,中央多次提出并决定召开七大,但都未能按计划实施。究其原因,一是受到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代表不易集中;二是党内思想上还不一致,对党的领导核心有着不同的认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王明回国后,不断以各种非组织方式向他和中央挑战。194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围绕此前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博古、张闻天等人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不同,王明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的错误辩解,遭到与会者的一致批评。次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

1943年3月20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弼时任书记。其中,刘少奇实际成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这次会议,已经将王明排斥于中央领导层之外。

刘少奇1898年出生,湖南宁乡人。他早年曾领导并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在五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党内工运和白区工作领袖。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临危受命,与陈毅等一起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

任弼时长征期间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后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1940年3月,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次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3年3月的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规定,对于书记处会议讨论的问题,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自此,中共最高领导人也完成了从张闻天到毛泽东的平稳过渡。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76年7月1日,病逝于江苏无锡。

1945年4月,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整风运动结束。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得到一致的认可,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这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

1945年春末,延安城内,陌生的面孔日益增多。抗战胜利在即,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做准备,在六大召开17年之后,七大就要在这里召开。

几年前,中共中央就明确要求,各地代表选出待命。那以后,代表们就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他们穿越封锁线,通过敌占区,有的人辗转数月到一年才抵达目的地,还有人牺牲在途中。影片《铁道游击队》中,游击队曾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现实中,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他跨越津浦铁路,就是为了前往延安筹备和参加七大。“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陈毅也用一首《长相思·冀鲁豫道中》,写出自己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真情实感。实际上,即便会议筹备工作已近尾声,仍有代表风尘仆仆向延安赶来。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全国已有共产党员121万人,出席大会的代表就有755人。为了适应会议规模,1942年,中央机关的同志亲手盖起了一座集西式风格与陕北窑洞为一体的、占地千余平方米的建筑——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它虽然无法同现在的许多高大建筑相比,但在当时的延安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春日的明媚阳光里,七大在大礼堂正式开幕。在党的历史上,七大的会期最长,从4月23日至6月11日,整整开了50天。

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讨论最多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和坚持了三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对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来;三、不要求每一位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

选举的过程也比之前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选举都民主: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候选人名单,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没有任何限制,对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提;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问。

代表们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有的代表提意见点名道姓,非常尖锐。对于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王明,很多代表不愿意选,毛泽东就亲自做说服工作,提议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说选上他对团结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有好处。

选举那天,投票结束后,几个计票员在后台忙碌地统计每位候选人得的票数。当时没有计算机,只能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一个人念,另一个人在名字下写“正”字。工作人员计票时,其他代表都出去休息了,只有毛泽东坐在那里吸烟。当计票人员统计王明选票超过半数后,毛泽东才放心地离开。

经过选举,七大选出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王明在正式中央委员中排在倒数第二,也有的说是最后一名。七大之后,王明在党内主要从事政策研究以及起草法律条文。1950年秋,王明以治病为名举家前往苏联,此后多数时间滞留莫斯科。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中央邀请他回国参会,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向中央请假,但八大仍然选举他为中央委员(虽然他在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最少)。此后,王明长期留居苏联,1974年病逝于莫斯科。

七大的民主选举方式在党的代表大会是第一次。会后,毛泽东曾以“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进行评价,认为这次选举“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民主与集中相配合的模范”,并提出,这种制度和方式“全党都应采用”。

6月11日,七大闭幕,通过了新党章,第一次明确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

8天后,七届一中全会在杨家岭召开。会议选举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会议同时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共历史上被称为“五大书记”。此次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其中,毛泽东是核心,负责全面工作;朱德负责军事工作;刘少奇负责土地改革与城市工作;周恩来负责外联、统战,并协管军事;任弼时负责组织、办公厅和群团工作。“五大书记”各自发挥所长,各有分工,团结协作,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团结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中枢。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大书记”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

七届一中全会选举让朱德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军长。1930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

“五大书记”夜间集体办公

1945年8月14日,就在七大结束后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当时的复杂时局下,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决定与周恩来共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对于这次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做了最坏打算。8月26日,即赴重庆前两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少与会同志都为二人此行的安全担心,但毛泽东说:“我到重庆后,你们回到各自的根据地,坚决打击进犯的蒋军。胜仗打得越多,我就回来得越快;打不胜,我就回不来。”他还说:“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他和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为了保证中央书记处能保持五人开会,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人为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1902年出生,山西曲沃人,参加革命后积极领导工农运动,早期就是中共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在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培养党的领导骨干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等方面有着重大贡献。

在重庆,毛泽东与蒋介石经过前后10次会谈,各自表达了自身的政治意图,却并未取得外界预期的结果。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在延安,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基本上都住在一起,经常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党务国事。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转移到华北,和朱德一起负责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但那也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五大书记”会合。

“五大书记”工作时,为了配合毛泽东夜间办公的习惯,周恩来和任弼时从转战陕北时起就改为夜间办公,后来,原本习惯在白天工作的刘少奇、朱德也加入进来,五个人经常在夜间集体办公,研究、部署、指挥三大战役。经常是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其他人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几乎每次都工作通宵。习惯早睡早起的朱德坚持不住,总要打盹儿,每次醒来,他总会抱歉地说:“哎呀,我睡着了。”毛泽东便为他开脱。任弼时血压高,工作一紧张,容易头晕,连续熬夜也支撑不住,便在躺椅上稍稍休息一下。

1949年3月,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共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名单次序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候补书记为陈云、彭真。与七大时相比,排名先后有所变化,刘少奇、周恩来的排名提前。

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3月23日,“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风趣地回答道:“我们都应该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

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核心成员几乎全部进入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并成为政府各个重要部门的领导骨干。“五大书记”中,除任弼时因身体原因无法承担工作外,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为副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另外,彭德怀当选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陈云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彭真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6月,因任弼时生病需要休养,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此期间由陈云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陈云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擅长财经工作的人才,1944年3月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期间,他主持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与调整中,陈云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建设任务日益繁重的情况下,陈云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也是中央综合考虑的结果。这次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组成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团。

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陈云被正式批准在任弼时休假养病期间代理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10月,任弼时病逝,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4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由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机尚不成熟,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鉴于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计划委员会主任高岗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为加强党的纪律,与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做斗争,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代替原来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1955年4月,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于任弼时病逝,高岗自杀,会议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还是由13人组成。毛泽东仍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仍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5人。这样的中央领导机构格局,经历了七届六中全会、七届七中全会,到中共八大召开前基本没有变动。

本文摘自2012年第31期《环球人物》杂志《中央政治局常委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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