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大总管”汪东兴的身前身后事...

作者:徐庆全/文

汪东兴是2015年8月21日在北京病逝的,享年100岁,也是高寿了。

代表中共中央声音的新华社发了消息,给汪东兴这样的定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

这则消息所云汪东兴“曾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却不点出何种职务,一种欲说还休的韵味笼罩其中。

实际上,汪东兴曾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之一。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

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

汪东兴为何能够进入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很多人认为,这与他参与粉碎“四人帮”有关。新华社所发汪的生平说:1976年10月,支持华国锋、叶剑英拘捕四人帮行动。汪东兴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身份,率领8341部队具体实施了拘捕行动。

就中央的“格”来说,他曾经比不久前去世的万里和尉健行一点也不低,但新华社所发关于他去世的消息却不知低了多少“格”。翻看一下历史,他是这样被逐步降“格”的:

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上,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受到多名老同志的点名批评,并被免去其兼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

1979年2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前半截的会议上,汪东兴也成为与会者批评的目标。

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又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历史的脉络是粗线条的,但背后的故事常常引人入胜。

首先,汪东兴难以胜任独当一面的工作。

汪东兴的年龄和胡耀邦差不多,革命履历也一样,都是走过长征到达延安的“红小鬼”。所不同的是,胡耀邦很早开始独当一面,而汪东兴则从1947年开始一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长期掌管8341部队。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对领导人的起居、出行等负责,因此又被称为中南海大内总管,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

这样的工作履历,使汪东兴习惯了一种“领袖思维意识”——唯领袖之命是从。同时,又不可避免的沾染领袖的某种决断或者说是独断专行的作风。因此,当他在1977年进入权力核心后需要独当一面的时候,他的角色转换就有些困难。

汪东兴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主管意识形态和工青妇的工作。履职之初,他就给新闻界留下了粗暴的形象。

1978年6月15日,汪东兴召开一个宣传口的小会,参加人有政治局委员乌兰夫、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和熊复、曾涛、杨西光、胡绩伟,还有曾在《红旗》杂志负过责、那时已调去外交部的王殊。汪开口就一件事一件事地对新闻界提出批评:一是批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二是批评《人民日报》余焕春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三是批评《人民日报》上有一个标题,只写了邓小平精辟阐明了毛泽东思想,不写华主席精辟阐明毛泽东思想;四是批徐迟的两篇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中对“文化大革命”描写得不对;五是批《长江日报》上说的一句话:“极‘左’是‘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主要表现”,他说华国锋没有这样的讲话;六是批《民族画报》上说康生和谢富治同志是“四人帮”,对党的团结有影响;七是批社科院杜润之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说他翻“二月提纲”,翻“五一六通知”,说“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要翻了”。他还批吴世昌在政协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夫安门冤案委员会”。

在场的胡绩伟后来回忆说,汪东兴那种君临天下的说话口气,实在让人受不了。谈到汪东兴那时的作为,胡绩伟认为,这位副主席像一位“救火队队长”,哪里出现火苗就往哪里跑。譬如,处理当年轰动一时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事件。

1978年春,《中国青年》酝酿复刊。复刊号要发表四五夫安门事件中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汪不许可;复刊号上没有华国锋主席的题词,汪也不许可。

9月14日晚上,汪东兴把杂志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堂堂中央副主席一竿子插到底。他说:(《中国青年》杂志社) “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青年社捅这情况,离开了团十大筹委会。你们直接写信给中央了,并没有通过筹委会转给我。不是和筹委会打官司,而是涉及到中央。”“你叫我提意见,又不让我提。你杂志有威信,你现在把中央的威信搞坏了。”

汪东兴在这次会议上气急败坏的形象,他很不得体的讲话,很快在新闻界传开,一些如胡绩伟之类的老新闻人,大致不再把这位顶头上司放在眼里。

其次,在一些老干部看来,汪东兴是文革的受益者。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坛上有三股势力,一是江青等文革“激进派”,也就是被称之为“四人帮”的人,他们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追随者。二是元老派,他们大多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抵制者。三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我姑且称之为“新贵派”。从年龄上来说,他们算是毛的下一代人,对毛很崇拜,很忠诚;他们基本上是文革的受益者,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但与江青等文-革“激进派”则不同。

“新贵派”联合“元老派”灭了“激进派”(“四人帮”)的同时,“新贵派”和“元老派”之间的分歧就相伴产生,分歧的焦点是对于文革的看法,对于毛的评价问题。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被称之为维护毛的“凡是派”,而汪东兴被认为是最坚定者。这样,汪东兴就成为思想解放潮流的众矢之的。新闻界联合起来与这位顶头上司玩“捉迷藏游戏”,使他的形象严重受损。

第三,汪东兴得罪了很多老干部。文-革时期,绝大多数老干部被打倒,很多人向毛泽东主席伸冤,大多都是通过中办转送的。很多老干部认为,身为老干部的汪东兴,并没有在他们有难的时候帮他们一把(汪只完成毛交办的保护某个人任务)。毛去世后,胡耀邦开始解放老干部的平反冤假错案,汪东兴不但不支持,而且处处设置障碍。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披露,汪东兴把持着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办公室,拒绝把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等的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汪东兴这样做,这就把自己置于老干部的对立面。

有这三条,到了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老干部们可以畅说欲言时,汪东兴就难逃被追责的结局,被降格也就理所应当了。

现在,汪东兴带着这个“格”魂归道山。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将定格在历史中,并在历史中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来源: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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