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解决金融脱实向虚,必须消除过度垄断...


“现在金融出现明显的脱实向虚的偏差,改革开放将近40年以后积累雄厚的社会资本、民间资金为什么不愿意流入实体经济?一定是要素流动不充分,经济学里说如果要素充分流动,不应该在某一个领域里实现超额利润。这就必须给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金融业出现过度的垄断,这些垄断有可能是行政因素造成的,当然也不排除自然阶段性、寡头式的垄断因素。我们能做的是消除行政垄断因素,这就涉及到供给侧改革攻坚克难的命题。”6月18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2017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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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

贾康表示,如果要让要素流动更畅通,减少阻碍,他并不认为监管过松,而很可能是监管选择性过紧,不适当的选择性过紧,背后则是不正当的行政因素。

因此,贾康建议,第一,明确树立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升级换代服务。

第二,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多样化改革势在必行,所谓多样化就是要充分消除垄断因素,在市场上形成各种金融产品对于各种需要的无缝连接体系。

第三,一定要推进健康可持续政策性的战略。

最后,中国高度重视的PPP,既是继承国外已有的创新经验,又是在本土面对巨大需求的投融资创新,应该在这方面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机制。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贾康:这个题目是很宏大,非常复杂的题目,我想非常简要谈谈自己的基本观点。说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我基本的认识是,首先全社会应该进一步明确一个共识,金融它不论多么重要,它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定是落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这是它的功能和意义之所在。

现在针对金融明显的脱实向虚的偏差问题,如果找到它的原因,我赞同刚才宫总说的利益驱动,从这个视角看问题,就自然会引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大量的资金,我们改革开放将近40年以后,已经雄厚的起来社会资本、民间资金,为什么不愿意流入实体经济,肯定跟实体经济有所区别的虚拟经济领域里更容易赚钱,肯定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和利益驱动的关系,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定是要素流动充分,经济学里说的就是如果要素充分流动,不应该在某一个领域里实现超额利润。这就必须给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出现过度的垄断,这些垄断有可能是行政因素造成的,当然也不排除自然而然阶段性、寡头式的垄断因素。我们能做的是这些行政垄断因素能不能消除,就到供给侧改革攻坚克难的命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素流动如果让它更畅通,能够减少它的阻碍,跟监管的关系,我就想再捅破窗户纸说一下,我不认为监管过松,可能包含监管选择性过紧,不适当的选择性过紧,实际是围绕着不正当的行政因素。如果提建议的话,在不同场合我说了这么几点,第一,明确树立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和升级换代服务,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和理念,势在必行,第二个,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多样化改革势在必行,所谓多样化就是要充分消除垄断因素,有潜力形成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应该充分表现在市场上面,形成各种金融产品对于各种需要的无缝连接体系,整个应该是全光谱的。话说回来,在多样性中,股市大家意识到它要发展,但是这么多年来,吃了不少的苦头,债市做起来举步维艰,比如说刚性兑付,并不是做市场原则进行了结,而是出现集体事件,所谓苦主们跑到政府门前静坐。中国如此高的间接融资的比重,造成整个算起来的广义货币M2和金融之比就是这么高,要明显高于金融和经济体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就要说到第三个层面,我认为一定要在中国健康可持续推进政策性的战略,大家都在谈论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开放性金融,后面都少不了政策性融资机制作为后盾这样一个制度构造。当然这里面要掌握好,又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意味着你承认商业旁边,还有一个政策,双轨运行就要设法避免寻租的问题,在中国双轨并行,必然带来乌烟瘴气的局面。国际早就有,当然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就是创新的空间使我们注意到,比如说“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它的发展又势在必行,它使得我们原来认为政府让利给“互联网+”所拓展出来的商业性金融的新的范围,边界把商业性金融扩大了,商业性金融在逻辑里面,但是阿里公司这样的小贷,可以用大数据云计算比较把握控制风险的时候,可以在软件中零人工操作,不断发放一笔又一笔的小贷,我在他们公司的显示屏中看到2秒钟一笔,最高20万,最低6000元的,这样在过去完全不可以想象,可以如此支持小贷和实体经济。

最后一条,中国高度重视的PPP,既是继承国外已有的创新经验,又是在本土面对巨大需求的投融资创新。应该在这方面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的机制,这个PPP创新的健康发展又是势在必行,它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角度切入,不光是改善民生,实际在中国对接很多产业新城,产业集群和连片开发的项目。这样的一些创新的空间,又是和金融,和投融资多样化合在一起,可以更好,最后落在实体经济在中国得到应有的更新换代的发展。

现场提问

蔡红军:谢谢。下一个我想问一下贾所长,刚才您在您的阐述中提到了创新性和互联网金融,还有PPP的创新模式。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是互联网金融最发达的国家,而且今年以来,我们见到各种各样的金融科技公司,从各种各样的,就是从理财产品的金融科技公司,到小额贷款的科技公司,太多了,包括现在花旗手里,今年做金融科技想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正在做的已经有六七家了,所以这个行业发展得非常快。但是说真的,行业发展这么快,监管方面其实一直在探讨,各种各样的可能会有一些政策出来,但是一直没有非常明确的政策的出台。就说这部分您觉得是不是矛盾,就看到了行业的发展这么快,但是监管方面还没有跟上,还是说这是一件好事,这个行业和企业会发展得更快?

 贾康:监管这个事情,纯粹作为研究者发表点议论,实话实说,谁坐在监管者的位置上,都是如坐针毡,因为很有难度的。但是我们确实应该提高,监管应该尽快适应金融创新发展的规律和防范风险的规律,这里面有一些争议,具体说一行三会金融框架合适不合适,讨论里面见仁见智,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如果从哲理上,我觉得无论怎么样考虑监管机构的设立和之间的配合关系,一个总体而言的,去适应规律的哲理是需要明确的,确实在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需要有规范,但是前面有一个大前提,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基本的句型没有变,道理没有变,逻辑没有变,发展中一定要创新,创新一定要突破原有的规范,所以从监管视角来说,什么先监管是做不到的,大的原理中,发展中规范,一定是在改革创新中要认帐的。还是要合理把握大前提,发展中规范,还有规范中发展,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判断试错之后看得比较准了,八九不离十的时候,必须要出手了,对风险规范之后,这个事情才能发展。但如果要把两个不同的表示出来的关系把它权衡好,处立在一个体系中,确实是棘手的事情。从互联网金融来看,一开始有基本态度,包括身为央行高管说过,不会掐死带有乱象的互联网金融,要允许创新试错发展。但一旦出了比较明显的问题之后,实际环节往往只强调规范,一定要规范,不规范好过不去的。进一步试错空间可能被扼杀得非常明显,在摇摆的,一个倾向、另一个倾向中,走出去,创新中往前推进过程中,能够不脱离大轨道,是处于低潮的,不能过于走极端。如果哲理要掌握好,邓小平的改革智慧,我觉得在大的决策上面,应该更好给予体现和指导,就是总体而言,改革过程中应该允许出现一定的失误,在处理权衡关系里面,还是要时不时提醒一下。到具体监管具体过程中,我个人观点,我是赞同已经横跨两届政府的大部制,为什么设想,把它变成一个大的机构,而一行三会在这个机构里面统统都有,剩下的就是怎么样更好合理协调,减少扯皮、推诿,协调起来更有效率,实话实说,碰到大的金融市场股市的带有动荡特征事件的时候,都觉得一行三会的反应跟不上,你放在一个机构里面,你以内部协调方式去做,显然这个效率有可能提高吗?又不否认已经有的各个分门别类的工程,为什么不能放在一个大的框架?这样总的趋势势在必行,如果处理得好,就是红利释放的潜力,既让市场更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值得在这方面更好努力,希望十九大在这方面能够给出明确的指导。

提问:我想提问朱总和贾所长一个问题,您觉得房地产行业,是属于实体经济吗?如果说一个做实业的企业老板,如果他转行去做房地产,听起来好像应该是脱实向虚的范畴。我再具体问一下,具体到以后如果房价下跌,转变到实体经济的方式,是否是翘翘板的关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谢谢。

 贾康:我听他第一个问题的意思是说,怎么样看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吧?后面的问题关键是在哪儿?

 提问:第二个问题是房价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实体经济是一个什么方式? 

贾康:我的基本观点就是其实实体经济里包括房地产,一般讲的实体经济,这个概念跟虚拟经济相对应的,典型的虚拟经济是证券,但是房地产里面有一个具体的区别,因为我们一般说的房地产,首先聚焦到大家都说的住房,住房总体满足房子是用来住的,所以是消费性的,很多实体经济要实现不断往前发展的支撑力,这个角度来说,生产性比较明显的。这样处理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像正确处理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基本逻辑,你如果能够掌握好基本的要素支撑,该流动的流动起来,不应该有的过度因素消除掉,就不会出现房地产总是特别排挤其它实体经济发展的局面,现在中国这么多的房地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现在出现只治标,打摆子的调控,走了几十年,限购限贷甚至限价,不行放开限购限贷甚至给补贴支持,中央政治工作会议包括,显然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投融资制度包括税制,包括房地产税,这些制度如果不建立起来,我们只能在治标,打摆子的路上继续往前走,这绝对不是往前发展的出路。

第二个问题,大家看到房价节节走高,老百姓不满,政府管理部门也焦虑,到底怎么解决,现在已经演化到实际情况不光是房价走的问题,是冰火两重天的问题,本来从中央到方方面面更多放到去库存,怎么消化的问题,没想到在迅速地升温的情况下,更多到怎么打压房价上去了,如果把通盘提供起来,形成有效供给,首先要适应社会发展和城镇化需要,能够有很好的土地供应机制,平衡之下怎么样把地票制度和土地收储制度,这个问题要很好解决。住房制度,首先要从政府方面给出规划支撑,让保障房托底,让住房加薪层和低薪阶层住者有所居,或者不得不涌入低端商品房市场,拼命争到手,哪怕争到手也要当房奴。重庆的经验,把下去整个供应量放到35%—30%,所以低端稳定住之后,房地产价格上涨就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了。还有一个长效的,引导各方面的,房价和加快整个社会建行发展是什么关系?如果把基础性制度配全了,在住房的供给方面,托底基本到位,房价就是一个剩下的由中等收入阶层以上的人,按照自己的收入和支付能力,行使消费者主权相对从容到房地产市场上购买交易价格的问题,政府在那个时候应该更调整了,而社会也不应该对房价有这么大的焦虑了,在基础性建设方面,这些年总体来说是进展远远不如人意的,特别是说到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说了这么多年,现在还寸步未动,这是必须要说清楚的,要真正形成健康的房地产状态,保障供给里面的充足供应的问题,放在一起,加上制度性建设,才能顺应加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能够打造发展升级版的客观需要,我就这样一个思路。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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