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城镇化新红利...

《财经》杂志

日前社科院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全国约70%的人口已经实际进入城镇及其周边地带,这意味着我们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0%。对于期待城镇化红利能够成为引领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的人们来说,这似乎多少是令人感到“意外”的。

“意外”主要来自许多人对城镇化能对基建投资和重化工产能产生拉动效应的期待。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数字表明我国大规模城镇建设和基建将完成,而这将大大减少对高耗能的钢铁、有色、建材的需求,并且预计会带动三分之一能源需求的下降。

中国居然这么快就已经进入城镇化红利期的后端,自然与长期过于强调户籍意义上的城镇化,因此对城镇化率的预估存在偏差不无关系,事实证明,以常住人口进行城镇化率测算才能更为准确把握中国城镇化进度和水平。而对标志着中国近40年来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高城镇化率水平迅速到来感到意外,则充分表明人们的观念未能与时俱进,沉迷于传统基建型城镇化红利,无法以新视角来解读和把握城镇化的平台型红利和消费型红利。

种种迹象表明,在城镇化的大平台上,人们对科教文卫等各种公共产品的需求会大量增加,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正在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势力。而即使在基建领域,城镇化本身也还有很多投资空间,这既体现在各个城市和城镇本身基础设施的更新完善——不少城市在洪涝期间的糟糕表现充分凸显此一投资需求的紧迫,也体现在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上,后者投资空间更为广阔,投资回报率也更可期待。

想更好地发挥城镇化的平台型红利,除了围绕各个城市本身做文章外,接下来重点要解决的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互联互通。只有在这样一个有机互联互通,资源循环对流的网状结构中,城镇化的平台效应才能倍增,而只有身处这样的一个网状空间和平台上,而非身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对隔绝的一个个孤岛上,作为一个“城里人”才有意义,城镇化的平台型红利才能变为现实。

目前各地热火朝天的同城化和一小时生活圈运动正成为构建网状化城市结构的重要推手。在这其中高铁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充分拉近了人们彼此间的地理和心理距离,还通过促进彼此间更密切的物质文化交流实现了“市”的一体化,并通过“市”的一体化反过来推进了城与城之间的一体化。

当人们说起一二三线城市时,容易在心理上先入为主地将它们的“出身”定义为东中西部,也即一线城市在沿海,二线城市在内陆,三线城市和小城镇在偏远地区。其实,沿海一线城市周边有不少二三线城市和小城镇,而中西部也有不少有希望成为新一线城市的二线城市,因此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推进城市群战略,不仅可以为作为城市群核心的特大城市减负,也能让周边的城市更多享有特大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从而提高整个城市群的聚合效应和“容积率”,进而减少人们对此前特大单一中心城市超大规模的恐惧。而城市群的发展和繁荣,反过来又能为核心城市的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接下来,人们应当更加自觉地围绕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推进城市群战略。概言之,一方面应以市场力量为主引导产业布局和就业人群的分布,让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在经济资源集聚度和市场效率更高的大城市生活就业;另一方面应以优质公共服务引导“夕阳红”人群到作为中心城市后花园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去养老和休闲。为此,在有条件的地区,应率先推进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的一体化。

除了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产品的一体化,无形资产和资源的互联互通更重要。这离不开各种分享经济平台的建立。近年来的事实证明,因电商崛起而促成的农民进入市场的更加便利化,以及各种物流基础设施和电商产业园的兴起,在便利城乡资源对流的同时,对促进后发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全国城镇化一盘棋和平台效应自然离不开金融市场和产权市场的一体化。金融是现代经济须臾不可离的血脉,金融市场的畅旺和资源分配效率是城市网络得以有机顺畅运转的关键。为此需积极稳妥推进各种资产证券化试点和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随着各种产权规范有序地进场和标准统一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推出及相关交易市场的建立和扩大,才能形成全国范围的城市资源分配交流网络,进而为盘活城镇化的存量资产建立坚实的基础和高效的平台。

总之,城镇化率超过70%是件大好事,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成果,蕴含着巨大的财富效应和红利预期。通过各种形式的互联互通将现有的大中小城市和城镇进一步联结起来,实现物畅其流、人尽其才,必将有效盘活城镇化存量,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增长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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