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穿越时代的金融未来...

作者:《财经》杂志 李弘/文

低首回味长长的时代画卷,我们在寻找的不是关于今天或明天的答案,而是“远见”,一种跳出现实、向后和向前双向的“远见”

穿越时代的金融未来

1985年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倒回未来》,讲的是一个痴迷的教授发明了时间机器。阴差阳错,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不小心登上了它,在自己尚未出世的某个过去,见到了自己正在恋爱的父母,穿越了已知、但又充满了不确定的“未来”。“倒回未来”后来成为一种思维方法,就是从现实一步步退回到历史深处,寻找“未来”走过的自然的、但非必然的道路。登上时间机器,倒游金融的“未来”,我看到了五个金融大时代。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个充满传奇的白银时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大明的万历皇帝,亲手推开了现代金融的第一道大门。西班牙人和南美原住民为全球贸易创造出第一笔世界货币。1588年,更强悍、更野蛮、更为精于组织的英国人撵走了西班牙人,成了世界货币的新主人。跟着哗哗流入东方的白银,我们见证了大明万历九年即1581年,首辅张居正以“一条鞭法”命名的白银税赋改革。1600年英皇授予特许权给英国东印度公司,使原本荷兰人拿手的东西贸易,在英国人手里登峰造极。1699年,是大清应当铭记的年份,那一年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抵达广州。中国人从此遭遇了200多年的大麻烦。

徜徉在伦敦——兴盛了几百年的英行时代,我们相遇了西方最具创意和执行力的民族。1694年英格兰银行获得皇家特许,尊为唯一;1844年的《银行法》又别出心裁,把它一分为二,英行的一纸钞票被议会确认为“法定”的货币。金本位1819年在伦敦被正式采用,早于德国50多年。英国人创造的奇迹是,不仅是为帝国的利益,控制了世界货币,而且连着几个世纪,为全世界订立金融的规矩。全球霸权,靠的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更是规则的操控力。1912年,美国学会了英国人的这套游戏,成立了联邦储备系统,有了全国统一的货币。在两个讲着同一语言的老对手之间,世界的金融霸权开始第二次转移。

从西方统治角度看,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大分流时代。18世纪中叶,英国普遍发生工业革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1794年,来华觐见乾隆皇帝的英王乔治三世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发现东方有一个大市场,但坐落在一座豪华的龙船上,逆西风东渐,心满意足地停泊在巨浪即将来袭的太平洋。1840年英国和大清为鸦片和白银开战,尘埃落定,1847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英资银行。一边是西方科技为世界经济加速,资本为“全球化”镀金;另一边却是1895年东方帝国可悲的甲午战败。匪夷所思的是,和世界大潮分流的大清朝廷,自己的末路命财政,竟然悬于它所痛恨的西方人,含着笑意给予的外债施舍。

在这个时代,中国人终于明白了集中财政金融大权的极端重要性,不管权力是集在官商、革命党、军阀,还是在政府手中。1897年招商银行成立,规模虽小,却是第一代官商资本集权。1928年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成立中央银行,政府同时掌握中央财政金融大权。1933年依据法律“废两改元”,再推法币,结束了千年的货币混乱。194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第一件事就是垄断国家货币发行权,和集中统一全国财权。经历了大战与危机的西方,在这个时代也走在相同的道路上:1933年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都是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手段,加强了权力对国内国际经济的集中控制。

最后,迎接我们的是星光闪耀的精英时代。首先被请上舞台的就是纽约的老摩根,1912年他在国会听证,金融的灯光从此更多地聚焦在个人。“二战”后,央行的体制机制与世界霸权相对定型,和平年代为金融发展提供了最友好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末,里根和撒彻尔夫人上台,企业家和市场获得了更大自由空间。1999年美国终止了1933年出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标志着金融家影响力空前强大。1971年在瑞士达沃斯创立的“世界经济论坛”是个例子。1987年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金融创新驶入快行道。拥有知识产权的精英们连接着市场、机构、社会、政府和国际,他们的思考与举动,从未像今天,成为解读金融以至世界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穿越了五个金融时代,时间刻度被我们再次拉长。英国20世纪的伟人丘吉尔曾说过:“向后你可以看多远,向前你就可能看多远。”低首回味长长的时代画卷,我们在寻找的不是关于今天或明天的答案,而是“远见”,一种跳出现实、向后和向前双向的“远见”。

我们到底找到了什么?财富、权力、人性、危机,抑或战争?金融在现代社会的进化从来不是孤立进行的,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不同的角度,每个人都可能对“远见”有着自己的解读。

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1526年告诫执政者:“凡国家所以即于衰亡,其原因不一端。我所最畏者,厥为四事:曰内乱,曰疫瘴,曰土地之匮乏,曰货币之恶劣。”恶币误国,早已有先例。

亚当·斯密1776年向求富的国民解说:“银行家最精明之处,并不是在那里看着资本不停地增长,而是把其中一部分资本积极有效地投入使用。”

马克思对货币和商品经济深有研究,但对资本却没有好印象。在《资本论》中,他指着贪婪的资本家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列宁也很反感资本,总想剥去资本输出的高雅外衣。

熊彼特和凯恩斯的话,对理解几百年来人类在金融进化上所作的努力,最有启发。熊彼特想要回答的,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国民财富创造的问题。他的答案是,那不取决于一个民族占有了多少资源,而在于它如何整合利用已有资源。他点出了决定工商活动效率的三个最重要因素——创新、企业家精神和信用。在熊彼特的时代,脱离贫困的苦海,只是在欧美获得了一些成绩,一共才有不超过几十年的经历。他希望国民明白,要摆脱贫困,就要支持企业家创新,那是比任何政府或善行更为有效的选择。

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同一个时代,英国出了许多小说家,他们用充满情感的犀利笔触,揭示了19世纪资本社会的演变。有一个很感人的中篇叫《从南到北》,出自曼彻斯特女作家贾斯鹄之手,它讲了一个生活在英国传统南方田园的善良女孩玛格丽特,到了北方的“世界工厂”,看到那里机器的压榨,工业家的无情,从心底迸发出对贫困的怜悯和对资本的愤怒。但几年在北方的生活,却让玛格丽特最终走进了一位年轻的工业家约翰的心灵。在那里,她除了看到拼命挣钱的欲望,也看了约翰如何用铁的纪律约束工人,为做得更好绞尽脑汁,在市场竞争及工会斗争中百折不挠。在一场危机中,约翰的资金链断裂,工厂关闭,工人们被遣散。亲眼见到厂房荒芜、工人失业彷徨,玛格丽特的良知被深深震撼。破产,不但是工业家,也是工人们最可怕的遭遇。

在这样的故事里,马克思看到的是阶级矛盾。熊彼特却好似和我们一起看电视,里面有个人的悲欢离合。马克思要砸碎的东西,在熊彼特看来却是珍贵无比。无论企业家怎样充满激情,精于战略,果决坚定,离开了必要的环境,他将一事无成。在这个环境里,熊彼特放进去了财产权、自由贸易、稳定的货币……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资本,必须源源不断并价格合理。现代金融家的存在,在熊彼特的理论里得到了升华。为了创造财富摆脱贫困,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和幸福,企业家必须要不断创新,金融家必须要给他们一个环境。金融,因此负有一个伟大的使命。

另一位大师凯恩斯,让我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着金融的使命。“一战”结束后,凯恩斯到过德国,亲眼见到由于没有贷款,德国的银行家们如热锅上的蚂蚁,对获得救援食品与物资奔波算计。他也在法国参加了“巴黎和会”,深感西方政治家们对经济、民生是和平的保障毫无概念。凯恩斯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的世界怎样才能生存,寻求生存的人类怎样才能共存?战争和经济危机使他认识到,进步不是必然的,发展、和平、摆脱贫困不是必然的,公平与正义更不是必然的。正是怀着这样的忧虑,凯恩斯把握有政治大权的政府,拉进了经济市场。他给政府的不是一种特权,而是责任,是使命。

财政和金融,在凯恩斯眼中是政府实现使命的工具,绝不应当把聚敛和操纵当成目的。1939年,英国为战时财政,搞出了10亿英镑的赤字,凯恩斯是不是应当高兴,因为政府采用了他的理论?没有,凯恩斯认为这么大的赤字是错的,因为英国的就业从15%降到4%,政府不必要滥用财政政策。凯恩斯一生为自己的理论和很多经济学家争论过。对于他与哈耶克的争论,撒维亚·纳沙告诉我们一个小插曲。1944年,在读完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后,凯恩斯连声叫好。他对坐在身边的朋友鲁宾说,有时计划和自由是完全可以相容的,特别是那些做计划的人和我们(他自己和哈耶克)有着同样的价值观。丘吉尔和罗斯福不是都搞过战时统治经济吗,凯恩斯说,但他们没有像希特勒或斯大林,把我们带向集权社会。凯恩斯的意思是直指人心,真正的危险就是在于人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干的。

其实,远见不远见,并不重要,读史看画,知道这些逸闻趣事就行了。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千变万化,金融史上曾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想法永远不会再改变;还有那么一些跨越时空的画面,带着永恒的韵味,等待着后人旧史重游,编织自己所相信的金融“未来”。

作者为资深投行人士,本文节选自《图说金融史》,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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