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台湾民主光鲜背后的巨大危机...

作者:郑永年/文

台湾选举再次和平落幕了。民主化以来,尽管选举有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但在世界范围内看,台湾的民主化可算是非常理性与和平的了。这是有内外因素造成的。从内部而言,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已经成为高收入的富裕社会,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民众的教育水平高,行为理性。

如果没有两蒋时代的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台湾可能只是一个类似亚洲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的民主。从外部而言,台湾政治精英面临来自美国和中国大陆两方面的压力。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化,并且对台湾的政治精英能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如果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台湾政治人物的“民主行为”至少能够为美国所接受。同时,台湾的民主化本身就是为了应付中国的崛起。如果台湾不民主化,它在国际社会的优势就会消失。

尽管台湾民主化也只不过是20来年的时间,但无论台湾民主还是人们对台湾民主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湾民主不再具有刚刚开始那样的特殊性。这也可以说是因为民主成熟了。这种成熟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不管成败,政治人物对选举的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再如,台湾民众对选举的热情已经不如从前。和其它社会一样,在民主化开始之际,台湾社会对民主表现出异常的狂热。到今天,社会不再把民主看得当初那么神圣了,而只是政治权力更替的手段。

民主成为常态,台湾人也是享受这种民主的。这里,龙应台对台湾的感受很具有典型性。最近,她在论及中国的崛起时就说:“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在乎小民的尊严幸福”。(当然,这里她忘记了台湾民主化之前艰难崛起的事实了。)又如,她在1994年写文章比较台湾和新加坡时说:“还好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2003年,她重访狮城,虽然她认为新加坡的管理文化比台湾成熟,但她还是不会选择新加坡。她说:“最好把新加坡和台北合成一个国家……因为台北缺的是管理方法,而这正是新加坡的长处。新加坡的短处是文化厚度不够,而这正好是台北的长处,所以,如果能把这两个城市合为一个国家,我认为就是最理想的国度。”(当然,台湾的长处不仅限于文化,而新加坡的长处也不仅限于管理。)

但问题在于,这样一个理想的国度在哪里?或者,人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为两个较小的问题。第一、台湾人民的确可以享受民主所带来的好处,但能否同时可以避免民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呢?第二、台湾民主本身是否可以应付这些负面效应,而促成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对民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应该引出人们足够的思考。对民主不能停留在简单地接受与否定、喜欢与不喜欢的态度。今天,台湾民主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所再次面临的问题,即在权威和自由之间、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在发展与自由之间、在贫困与自由之间,人们做怎样的选择。民主保证了台湾社会所有的自由,但却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其它方面的进步。

典型的强社会、弱政府

今天的台湾社会是个典型的政治权威被彻底解构的社会。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政治权力被解构的过程:其一,权力中心的解体,从前是国民党的党国一体的政治体制,或者说国民党是权力中心。但在国民党被分解之后,就不再存在任何权力中心。其二,几个微弱的权力中心共存,或者说多党制。它们之间互相制约,甚至互相否决,不能构成足够的权威来对社会发生影响,或者引导社会,或者解决社会所出现的问题。

其三,市民社会迅速成长和成熟,在维持社会体系正常运作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台湾,从少年到老年,有层出不穷的各种类型的志工团体。台湾处于典型的强社会、弱政府状态。其四,社会几乎具有完全的自由,社会运动丛生,从各个角落崛起,来挑战本来已经非常软弱的政治权威。

对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权力被解构、而市民社会强大的台湾,简直就是理想的社会。无论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都处于自治的状态,不存在来自权威的任何危险。每个人都似乎可以发挥其无穷的创造力,都似乎可以选择做自己所想要的事情,都似乎可以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人伦、人文等人性的光辉都被发扬光大。很少有人不喜欢这一切。

不过,一个经常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的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台湾民主如何可以实现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正视,今天民主化了的台湾在其民主的光鲜背后也深藏着巨大的危机。台湾内外部,人们也开始从不同角度讨论台湾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不过,如果把台湾民主置于民主的全球背景之中,其问题会看得更加清楚。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巨大的“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民主的内部陷阱,姑且称其为“希腊陷阱”。就民主的内部来说,所要处理好的是资本(经济)、权力(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民主化以来,台湾社会解决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并没有解决资本和社会、资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民主化一方面解构了政治权力,造成了一个弱政府;同时,社会也通过影响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造就了一个高福利社会。选举民主导致高福利,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台湾也不例外。例如,台湾在短短几年打造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健保制度。但福利制度的弊端也深刻反映在台湾的体制里,也就是高福利的可持续问题。健保制度运作没有多少年,就负债累累,不堪重负。

尽管民主化以来,历届政府都宣称要解决好政府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这对关系越来越紧张。对政府来说,没有有效的资本运作,如何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更不用说是高福利制度了。尤其是今天,和全球资本一样,台湾的资本也处于高度流动状态。

资本喜欢能够为资本利益发声和提供有效服务的政府,一旦资本觉得生存和发展环境不佳,就会流出。台湾的民主解决了重要的经济问题,那就是政府对资本来说,不再是“掠夺性”的。但对资本来说,民主并不能保障亲商政府。长期以来,台湾资本的外流尽管有全球化的因素,但不理想的甚至是恶劣的政治环境也是重要因素。资本和产业的出走,对政府和社会都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在社会和资本之间,资本总是占据优势的,尤其在全球化时代。这需要有效的政府来平衡资本。但在不存在有效政府情况下,资本在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今天,台湾的收入差异巨大,政府对此无能为力。社会所能抗议的只是政府,而非资本。台湾的社会抗议浪潮(例如太阳花运动)是弱政府、强资本状态的反映。

在区域背景中,民主化不仅没有像当初很多人所预测的那样,会增加台湾的经济竞争力,而是相反。如果台湾和外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政府对资本、社会等等要素都具有主权,或许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但实际上则不是这样。在全球化背景下,处处都是竞争。在资本出走而政府无力干预(例如限制资本出走或者引入新的资本)的情况下,台湾的经济竞争力在急剧下降。

台湾外交过度民主化

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政府的税收就下降。紧接着,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至少是财政能力)跟着急速下降。从世界范围看,一旦经济恶化,很难保障人性光辉方面的永存。在台湾社会的一些方面,人性恶的方面已经表露出来。

尽管如此,在选举主导的民主下,政治人物仍然做不切实际的考量,为了自私利益,或者为了选票,过度对选民做福利的承诺,而不是针对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就是希腊陷阱:经济增长乏力,政府不但无能消减福利,反而为了选举增加福利,社会抗议潮不断甚至激进化。这是典型的民主治理危机。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社会,所关心的仅是谁掌握政权,没有人在真正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长远来看,这对台湾民主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

从外部来说,台湾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乌克兰陷阱”。台湾如果要在国际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和中国大陆处理好关系,这就要求台湾方面具有高超的“外交”能力。不过,台湾的外交已经过度民主化,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已经不可能。正如内部政治,台湾的外交也经常表现出“激进化”趋向。“激进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根源。

一是来自社会,尤其表现在倾向于台湾独立的政治势力中间,他们简单地相信,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台湾就可以自然占据国际上的道德制高点。他们幻想其它民主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会为了台湾民主而和中国对立甚至冲突。第二是来自政治人物,他们可以通过民主机制来“挟持”民众,置中国大陆的利益于不顾,走民粹主义路线。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已经急剧地改变了台湾的地缘政治局面。如果台湾的政治人物挟持民主而去做冒险的事情,或许就会陷入“乌克兰陷阱”。

如此看来,在台湾民众享受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各种好处的同时,也必须对台湾民主做冷酷的考量。经验地看,对民主的批评早在古希腊就有了。亚里斯多德论及古希腊的各种政体时,并没有把民主视为是最理想的政体;相反,亚里斯多德认为民主容易衰落成为民粹主义,甚至暴民政治。亚里斯多德相信,类似共和政体那样的混合政体最为理想。在近代民主化高潮之时,西方更存在着大量的民主批评者。即使在当代,西方仍然有大量的反思和批评民主的声音。

实际上,民主批评一直是西方民主进步的重要动力。只是在西方之外,在民主成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具有道德化的意识形态时,批评民主往往被视为政治上不正确。作为“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典范,台湾的确可以为和平理性的民主化感到骄傲,但如果民主的骄傲演变成为民主的傲慢,结果必然会是悲剧。

在今天的世界,民主是最保守的,也是最激进的。说其保守,因为在政治力量互相制约和否决的情况下,什么事情也做不了。说其激进,是因为什么力量都可以自由地站出来,动员自己的支持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保守和激进的两极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保守,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因为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便需要诉诸激进的方法。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极左政治力量(例如英国工党)和极右思潮(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和美国特朗普主义)都在崛起。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台湾民主的走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郑永年,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IPP评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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