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民国一代船王的济世情怀

作者:吴晓波/文

他们拒绝偏激,专业理性,以量化管理的手段和极大的耐心改造身边的人和事,他们对这个国家充满了热忱和忠贞,有着东方式的、未必切合实际的济世情结。

卢作孚(1893-1952)是民国一代的船王,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关于“炸弹”和“微生物”的比喻。

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标准版的愤青,崇尚革命,时刻准备做一颗唤醒民众的“炸弹”,而成为企业家后,却心境大改,愿意像“微生物”那样,以更为建设性的方式来实现改善社会的理想。他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他的这段话,道尽了在中国当一个企业家的全部意义。

卢作孚出生贫寒,他的父亲是一个麻布小贩。这个人有着典型的川人长相,面庞削瘦,个子很小,看上去显得十分文弱,做起事来却干劲十足。他少年时是一个“爱国愤青”,18岁就加入了同盟会,能把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他只有小学学历,却当过算术老师、国文教员、《川报》主笔和总编。

快到30岁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乱世之中,靠一支笔不但救不了国家,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被虚耗。他曾去南通拜访张謇,目睹“状元企业家”的发达实业及南通面貌的更新,一时颇受鼓励,终于下定了投身实业的决心。1926年10月,他筹集5万元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船一艘,来往于重庆到他家乡合川县的航运生意。

卢作孚是文人出身,却有惊人的商业天才。当时长江航线上的民营船运业非常落后,航期不固定,往往客满才发,客运与货运也混搅在一起,脏乱不已,客户服务更是谈不上。民生在制度设计上有许多创新,比如定期航行,新辟航线,以客运为主,避开以货运为主和船舶拥挤的航线,再就是稳定运价,建立信誉。卢作孚为公司设计了很多基本管理规则,分工明确,责任到位,从一开始就俨然是一个现代的航运企业。到1931年前后,民生船只数达到12艘,总吨位扩张到1500吨,员工人数500多人,已成长江上游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在民生事业规模初具之后,他便仿效张謇在重庆北碚尝试社会试验。北碚是重庆附近的一个地区,山岭重叠,交通困难,此间地处四县之交,兵匪横行,无人管束,城区肮脏混乱。卢作孚就在这么一个地方实践他的理想。从1927年起的三年里,他建起了中学、工厂、医院、科学院、公园和植物园,倡导文明、整洁和健康的生活,他没有像张謇那样投入巨额资金改善北碚的硬件设施,却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注于人的教育。在所有的新设机构里,他聘请的都是二十多岁的文化青年,试图以清新的朝气一寸一寸地改变沉淀千年的陋习。

他的工作竟然得到了让人惊奇的成效,到1930年代初期,北碚已成为四川境内最先进的地区,著名记者杜重远曾到北碚访问,他在重庆时,触目所及的是衣冠不整的军人、乌烟瘴气的鸦片馆和妓院以及委靡的民众,但一到距离重庆市区仅仅几十公里外的北碚,却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杜赞叹说,“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北碚大名从此传闻天下,成了继南通之后的另一个“全国模范之地”。

卢作孚的思想中有十分朴素的社会主义气质,在《建设中国的困难以及必循的道路》一文中,他曾经很详尽地写道,“我们的预备是每个人可以依赖着事业工作到老,不至于有职业的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则退休后有养老金;任何时候死亡有抚恤金。公司要决定住宅区域,无论无家庭的、有家庭的职工,都可以居住。里面要有美丽的花园,简单而艺术的家具,有小学校,有医院,有运动场,有电影院和戏院,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有极周到的消费品的供给,有极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在后来的十余年中,他确实也是这么实践的。

卢作孚是民国一代的船王,但却保持着苦行僧式的自律生活。他曾在民生公司的会议上描述自己的作息时间:“我从早上七点半迈进公司的大门,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够回家。”身为企业总经理,他的夫人、孩子坐民生轮船,一样按职工家属买半票的规定买船票,和其他乘客一样排队等候上船,规矩地坐在舱里。有时被船员认出,请他们到经理室去坐,他妻子坚持不肯。

民生公司为职工在重庆修建了一个“民生村”宿舍,全部是平房,一家人住一套。但是,卢作孚本人却没有搬进去住,他的家租住红岩村2号,那是一栋一楼一底的房子,住了四家人,厕所在房子外面的菜地里。

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描述过他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这段文字,如金如玉,百年不朽,照出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锐度和高远境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下进攻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内迁至重庆。这时候,局势十分危急,自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抓紧时间西迁企业,关乎国运商脉。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江中游航线全部被切断,入川门户宜昌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战略目标。当时堆积在宜昌码头的商用和军用器材超过12万吨,此外还有油料1万吨,各类公物6万吨,等待入川的政府官员、技术工人、大学师生和难民在3万以上,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口元气。

这时候,日军飞机天天轰炸宜昌,随时有可能被攻陷,更可怕的是,距离长江上游的枯水期也只剩下一个月左右。情况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西运的重担猛地压到了长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运企业民生公司的肩上。个头瘦弱的四川企业家卢作孚来到了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当时,民生公司可用的轮船24只,按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1.4万吨,要将十多万吨物资在一个多月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没有可能。卢作孚召集人员通宵开会,他们参考以往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决定采取分三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天时间,设计出严密的运输计划,对船只航行时间、物资装卸也做出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

长江三峡,急流险滩,只能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可以充分争取时间,航运人员尽量不空耗一天、一点钟,甚至一分钟。搬运装卸工最多时有2000多人,那些日子里,卢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挥中心,所有电文都经他亲手审阅、批示。他对全部运输情况、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深夜时分,亲到码头检查装卸情况,为工人、船员解决遇到的困难。他鼓励部下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民生的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在指挥运输的一个多月里,日夜不眠的卢作孚眼凹如洞,形同槁木,他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要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据经济部调查,这次抢运进来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机器设备,每月可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千枚,十字镐20多万把。

此次宜昌抢运的物资、人员,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的总运量。在预定的40天内,他们奇迹般地运完了全部人员,运走了三分之二的机器物资。

后来史家将卢作孚组织的这次“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民国作家徐盈在《中华民国实业人物志》中评价:“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克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卢作孚也自认:“我们比敦刻尔克还要艰巨得多。”他的勇敢得到了军人们的尊重,冯玉祥将军在写给卢作孚的一份信中称赞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冯写道:“贵公司人材之多,事业之大,有功于抗战,均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万分。”

抗战八年,民生船只运送出川的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卢作孚不顾危险,常常亲临现场。1938年以来,民生有9只轮船被炸沉、6只被炸坏,包括最大的“民元轮”。

卢作孚是在1952年自杀的。在1950年冬至1951年的镇反中,民生公司的很多重要职员都被认定为特务,或被枪决,或被扣押。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开“五反”动员大会,会场上有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公股代表张祥麟首先在会上做检查: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卢作孚的通信员关怀则跳上台去,揭发张祥麟在北京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

关怀是一个孤儿,当上卢作孚的通信员后,住进卢家,卢作孚教他做人识字,视同义子,他的揭发让人瞠目结舌。当晚,卢作孚饮药自尽。他留给妻子的遗书只有几个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卢作孚殒后葬于北碚,墓在一高地,可俯瞰嘉陵江,旁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写作《跌荡一百年》时,我曾两赴此地,查阅资料。他的冥日是过几天的2月8日,正好是今年的春节。

民国一代的企业家,从张謇到范旭东,再到卢作孚,是一条让人仰止的“道统血脉”。他们拒绝偏激,专业理性,以量化管理的手段和极大的耐心改造身边的人和事,他们对这个国家充满了热忱和忠贞,有着东方式的、未必切合实际的济世情结。这一“血脉”曾经被残忍地绞断过,如今记录他们的事迹,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传续。(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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