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所需的企业家精神

作者:毛寿龙/文

我最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企业家,如何把自己做好,如何适应新常态?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个高速增长应该是“非常态”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那么高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没有过的,整个人类历史上也不太多,仅几个地区在一些特定的阶段曾经有过。在非常态的时期,产生了很多非常态的企业家,也出现 了非常态学者。从某个意义上来讲,非常态的学者与企业家相比成绩较差。在非常态时期,学术没有获得非常态的发展,至少目前中国还没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然学术和经济有差异,得诺贝尔奖需要几十年时间的积累。

所以,我们所说的新常态,和过去的老常态、非常态有很大的关系。从经济上来说,所谓的新常态,就是说高速增长时期过去了,应该会逐步进入一个缓速增长时期——如果不是低速增长时期的话。在这个增长时期里,企业家应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理解一下过去老常态和非常态时期企业家的遭遇。我个人从治理秩序的角度来探讨一下。

根据现实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秩序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最小的身份就是你身边的人和你在一起。那是一种没有什么好选择的状态:你选择你的家人、朋友,往往是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碰到一定的人,然后又生了一些孩子。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原始的秩序,或者说比较小规模的社会。老婆孩子热炕头,过过日子,一帮朋友天天喝酒畅聊。这种日子很惬意,但是这种日子过久了没有出息。

我知道有一些人,不在城里住,却跑到贵州乡下去住。据说有几万人在那里住着,过的基本上是原始人类的生活。这样的人追求的是原始秩序的生活。当然,他们没有出息,也不想有出息。我所说要有出息是指,要流动到一个扩展的秩序里面,在其中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有出息的机会。第一个出息的机会可能是当兵打仗。很多人是当兵打仗出来的,我知道有一个县三五百个人都是国家少将级以上的军官,这些人有出息了当将军,当元帅,如果是古代还可能当皇上。第二个出息的机会是读书,读出来去当官,过去是读书考科举,现在是读书考大学,然后考公务员。第三个出息的机会是出去做生意,做企业,做投资,甚至到国际市场上打拼。他们有机会当大富翁,很有出息。

所以,离开家乡,离开亲人,走向扩展秩序,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是每个人的理想。这些人或者当兵,或者读书,或者出去做生意。现在很多农民工进城打工买房子融入城市,又是新的选择。这些人一旦买了房子,会发现从房子上挣的钱远远超过他们打工挣的钱。这些不同的选择,对个人来说,是人生理想的追求,对秩序来说,则是不同治理秩序的构造。这些不同的理想,构建了不同的治理秩序。“帝国秩序”,“官僚秩序”,“市场秩序”,这些词汇就是不同治理秩序的学术概括。当然,这几种治理秩序可以互不搭界,相互并存,但更大的可能性却是“兵的秩序”和“官僚的秩序”占主导地位,其他秩序则处于被压制的位置。

这种“兵的秩序”,在古代,叫做家天下的秩序。家天下的秩序,是《礼记》里描写的小康社会的秩序。对这种秩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评论里,也有很多描述。它的本质特征是,身份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小康社会的秩序不同于大同社会的秩序。但大同社会在中国古代一直只是理想,小康社会却是比较现实的秩序。它既包括严格等级制的兵的秩序,也包括严格身份等级制的中国古代官僚秩序。这一秩序到现代社会虽然有新的表现和新的内容,但其基本格局却没有多大的变化。

在这个传统的“小康社会”秩序中,企业家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在中国,企业家最早的记载是商朝之后开始的。传说商朝被西周灭亡了以后,商朝的人在国家灭亡以后失去了土地,只好到处流浪为生。流浪的结果是他们发现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这个机会是商朝的人发现的,所以就叫做商机,一直沿用至今。做生意的人,也就成了商人,做生意也就成了经商。现代社会的印章等,都是商人发明的。中国古代的商人,由于兵和官僚秩序的压制,一直局限于有限的产品市场,没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更不用说平台性的市场,如“互联网+”。而西方却不同,不仅有产品可以买卖,而且企业家本身就是中心。企业家成为市场秩序的中心,他们就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市场,而且还慢慢开发了人力资源市场,企业产权市场,以及投融资为核心的金融市场,还有一些企业家则开发了市场平台。这让西方的企业家而不是武士和官员成为秩序的核心,而帝国的秩序和官僚的秩序,反而成为辅助性的秩序。同时,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亲市场的政府,保护性政府等理念,也开始在西方发展起来,并落实为市场秩序的辅助性制度,从而让西方成了现代世界文明的中心。

当然,在西方的古代,也是国家的力量起主导作用的。市场的力量,也就是企业家的力量,真正发挥重要作用,并让国家退居其次,起到服务于市场的作用,让国家的分配成为次于市场的二次分配,是近代开始的。自那时开始,一大批学者研究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在各个方面提供理论支持。亚当·斯密是奠定市场秩序理论的始作俑者,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家在20世纪系统地奠定了市场秩序理论的价值,而安·兰德,更通过通俗小说和专栏论文的形式,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强有力的道德基础。

这说明,西方国家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核心区域,具有内在的秩序的原因。马克斯·韦伯曾讲,东方文明不适合发展商业。我去西方考察的时候,西方学者曾经问到,“你们东方有产权这个观念吗?东方人能够正确理解财产权利吗?”这个问题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对现实的观察发现,东方人的确很关心财产,但很少关心财产背后的权利。如果仅仅关心财产,财富会越来越少,如果关心财产权利,财富就会越来越多。而要透过财产理解其财产权利的内涵,却是很多东方人力所不逮的。

不过,非西方文化,并不是不能发展市场经济,非西方人也未必不能理解财产背后的财产权利,而且也能够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和台湾,都发展起来了,它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属于非西方文化。而迪拜的发展,更说明阿拉伯文化圈,如果推行亲市场的政策,同样能够发展起来。印度发展很慢,但同是印度裔占多数的毛里求斯,地处非洲,却发展地很好。而印度这些年在其总理的推动下开始市场化,其发展速度也同样很好。

为什么非西方地区也能发展?因为在这些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他们推动市场的发展,让市场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让企业家起决定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清末民初开始,就逐步发展了市场经济,企业家在兵荒马乱中发挥决定作用,即使在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也发展得相当好。当时的上海还有发达的股票市场,是整个亚洲的经济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大都市。

1949年开始,中国搞计划经济,企业家逐步消失了,中国经济被官僚主导,其发展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1979年以后中国先搞经济特区,搞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现在则搞自贸区,各级政府搞招商引资,引来了外资,引来了很多企业家,而且从台湾、香港、新加坡引进资源,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制造基地。现在“互联网+”,更是让市场经济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传统的垄断行业,如出租车,不仅面临“黑车”的竞争,还引来了专车、快车、顺风车的竞争,从而让这个传统的行政管制的行业进入了市场竞争的时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企业家一批一批成长起来,但是很多企业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陨落。

2015年就陨落了一些非常著名的企业家。当然,每个时代都有陨落的企业家。20世纪头十年有,第二个十年也不少,其实上个世纪80年代也有,90年代更有。1980年代第一批企业家是小商小贩,当时最著名的是“傻子瓜子”的创办人,因为被判定投机倒把,多次差点锒铛入狱,四次要邓小平的担保才出来,如果邓小平不写几个批示保他,可能他早就已经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实业家。他们很多现在依然发展很好,但也有一部分,因为政策原因,当时没有办法办私人企业,只能办“红帽子企业”。这些企业家好多后来都改制成功,但也有一些被告说侵夺集体资产,涉嫌犯罪,直到今天,有些人还处于逃亡状态。

1998年房产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使得中国在本世纪初迅速崛起了一批房地产大亨,大量的地产商发展起来以后,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规模级的、超规模级的企业家。本世纪初加入WTO,更让中国的企业家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了发展机会。互联网经济和金融迅速发展以后,中国第一批真正的民间金融家也诞生了。很多没读过书,仅仅依靠做企业的经验和临时恶补一点金融知识,就开始了金融家的职业生涯,而且很快就成为资产过亿的富豪。当然这个时期的企业家稍不注意,不仅会在市场中竞争失败而陨落,而且还可能因为一些政策法律问题而陨落。曾成杰之死,徐明之死,黄光裕和吴英之锒铛入狱,都可以看作是这个时期企业家陨落的典型。

这个时代不仅成功的人是企业家,成功赚钱的是企业家,而且很多中国人即使没有挣什么钱,也都是企业家。很多经济学家研究中国市场经济的时候,发现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不是便宜的东西才买,而是贵的东西才买。股票越涨越买,房子越涨越买。商家也发现,奢侈品在中国越贵越好卖。这个特点不是说中国人的行为不符合经济学的需求定律,而是说中国人本身有一种投资的天性,这种天性是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特性的,是与中国古代小康社会秩序结构相关的。与这一秩序结构的关联程度,让中国的企业家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类:

中国目前最多的企业家,可能本身就是拥有权力和身份的人,他们大多在国企里,还有一些在地方的国企里。他们可以说是官员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正式的说,应该没有官方身份,但在管理上相当于省部级、司局级等。而且可以与相应级别的官职交流任职。这些企业家的优势是,可以用尽政策的便利,甚至利用国家的信用,但他们成功在这儿,问题也出在这儿,核心问题是挣钱少了,是失败,挣钱多了,但钱不是自己的,一旦弄了点放在自己的兜里,就是腐败。他们成也权力,输也权力。

第二种企业家是依靠权力的保护伞,利用种种公共资源发展起来。我们看到很多传统的企业,如煤炭、石油、钢材等,最近几年都走下坡路,这些是依靠国家权力比较容易赚钱的行业。很多开矿的跟我说挖过矿什么都不想干,因为太赚钱了,挖矿就像开印钞机一样,哗哗数钱都数不过来。这种机会谁都不想放弃,当然也不是谁都想有就可以有的。他们可能连盖楼都不想盖,只愿意挖矿,但是现在国际油价从200多美元一下子降到30美元以下,这种钱的确没啥可赚的了。最近几年反腐败,拿下一个大官,往往牵连到一串企业家锒铛入狱。这些企业家依靠权力成功,其败落也因为依靠权力。

第三种企业家是市场大海中的企业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尤其是新近发展起来的马云,还有滴滴,都是典型。他们纯粹从市场中成长起来,没有掌握权力,也不依靠权力。他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业务,就可以在新的领域里打拼出成绩。他们要的是企业家的警觉,企业家对市场风险的把握。他们需要多方面的帮助,包括国家和政府的帮助,朋友的帮助,但绝不仅仅依靠这些东西。这使得他们是纯正的市场经济的企业家。

如果说,过去的非常态,更多的是需要掌握权力和依靠权力,那么在这个新常态条件下,大家会发现快钱已经越来越少了,企业家一心想赚钱,但非常态时期非常的赚钱机会越来越少了。在新常态条件下,现在很多企业家觉得自己很不安全,不知道未来应该干什么。这种心态,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因为感觉国内不靠谱,有些企业家选择出国发展,但出去以后又发现国外生意很难做,很难挤进国外市场,在国外买个房子可以,住在那儿很爽,但住几天就烦了,外国语言不懂,过去的朋友失去了,心里头很难受,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的资产在缩水。

所以退出市场可能是一些企业家的好选择,甚至退出这个国家也是一些企业家的理性选择,有些企业家的确转型去做理念企业家,到处演讲,发微博做公众号,做慈善而不是去做原来的自己。别人要找他的时候,他说要多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但他们无可选择的是,只要他们退出了市场,大笔的资产放在那儿很容易缩水。

所以,中国有四种企业家。拥有权力和依靠权力的企业家,在非常态时期获得了非常态的发展,但也面临着非常态的风险,因为他们成也权力,自然也会败也权力。在新常态时期,依靠互联网新技术获得纯粹市场支持的企业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同样面临着法律和政策的风险。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新的领域获得新的发展机会,纯粹是因为老常态时期产生阻碍作用的治理结构,在新常态时期的新市场领域里没有发挥窒息的作用。企业家选择退出,可以逃避种种风险,但一旦离开市场,他们的资产就如同鱼儿离开了水,面临着缩水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企业家不仅仅需要关注权力的好处,也需要关注一下的权力的风险,不仅要关注市场的风险,而且还要关注市场自身的秩序结构,以及和其他国家结构、官僚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就谁说,中国的企业家需要关注一下身边发生的公共事务,关心一下这个国家身边发展了什么,就好像我们很多人买了房子以后,一定要关心小区的治理。企业家自己面临的风险,可能来自于国家的结构、法律和政策,也可能来自其经营自身。经营自身的风险,企业家自己处理。来自国家的结构、法律和政策的风险,仅仅依靠权力的运作,是非常态的做法。听命于权力的挤压,是老常态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就显得很重要。用我刚开始提出的分析框架来说,就是如何让扩展秩序能够相互兼容,能够让市场的秩序免受国家治理和官僚秩序的损害,让国家和官僚秩序,变成以权利为基础的公共治理秩序。在这个公共的秩序,也就是公天下的秩序里,每个人的公共的问题,可以在公共的层次通过讨论得到解决。

就像小说《饥饿游戏》里面一样,等着别人制订规则,你却根据规则相互厮杀、他们的规则是24个人,游戏结束之后只能活最后一个,里面有一些职业选手从小开始训练,还有一批是弱者,从小得不到训练。我发现,在这个游戏的丛林世界里面,企业家就像一个职业杀手,刚开始他们能合作起来,去对付弱者,对付完之后相互厮杀,最后只能剩下一个人。即使他能在这个世界里获得更多的财富,但是这个财富实际上是非常不安全的。只有最后剩下那个是安全,但是可能还会有新的游戏规则产生,让你再次去相互残杀。

小说里的这种状态实际上不应该是企业家所需要的一种状态。在新常态之下如何选择,需要考虑到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过去的不发展的老常态是我们不想要的。过去高速发展的非常态,发展是我们需要的,但高度的风险却是我们不需要的。现在新常态,一切都需要转入正轨,让市场回归市场,让国家和官僚秩序回归公共治理秩序。所以,现在的新常态,反而是一个常态的世界。非常态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新常态实际上也有更多的机会,只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可能我们要花更多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企业家面临的风险可能相应也要降低,而要降低这个风险,企业家就不仅要把握市场风险,更多的还是要把握治理和政策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推进公共治理秩序的进步,来降低治理意义上的风险。

也就是说,让我们努力去思考公共的问题,处理公共的事物,来解决新的公共治理所面临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学者、官员、企业家都需要共同努力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新常态这个时期。

总结起来,今天我们探讨的新常态,是比较而言的:过去很长时间的不发展是老常态,最近30多年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现在正常增长是新常态。老常态,是市场的扩展秩序被国家和官僚的权力秩序挤压。非常态是市场的扩展秩序被国家和官僚的权力秩序迅速扩张。新常态则是需要建立一个公共治理的权利秩序,来支撑扩展的市场秩序的常态化发展。在不同的时期,企业家有不同的机会。在老常态时期,企业家没有机会。在非常态时期,企业家有非常态的机会,也有非常态的治理风险。在新常态时期,关键是要依靠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关注公共治理秩序的增长,推动权力治理秩序的转型,从而让企业家避免治理层次的风险,只需考虑经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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